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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而美国学者推士时在华演讲，则是提醒国人不要重蹈欧美“物质文明”
的覆辙：“物质文明须与精神文明均等的发达。
倘使中国人只知研究自然科学的价值而忽略社会科学的原理，那么，欧美物质文明的病态，又将重现于中国。”
[17]很显然，他们正是批判地将西方近代文化归结为物质文明。
也正因如此，当代美国学者费侠莉（另译傅乐诗）在所著《丁文江》一书中指出：“‘物质的西方’是一个源于西方的欧洲口号，它在世界大战中诞生，甚至由伯特兰·罗素在中国加以重复。
欧洲为中国人提供了怀疑的形式，甚至是在欧洲创造那些引起怀疑的条件的时候提供的。”
[18]这与上述艾恺的观点相互补充，进一步说明了，归根结底，以精神文明、物质文明判分近代中西文化原是西方的观点，时人只是将之加以引申罢了。
在反省现代性的视野下，欧人将西方近代文化归结为物质文明，归根结底，是批判它代表了一种“机械的人生观”
。
自牛顿以来，主导西方观念的是机械的宇宙观，相信宇宙是一部巨大的机器，且遵循严格的因果规律运转，因之，宇宙除了物质的因果与质力的运动外，别无他物。
与此相应，欧人形成了机械的人生观，相信理性万能，征服自然，漠视人的情感世界，将人也当成了物质，成了理性的奴隶。
罗素说：“机械人生观把人看作一堆原料，可以用科学方法加工处理，塑造成任何合我们心意的模式。”
它只知道“向外不断的膨胀，完全蔑弃个人的地位和个人的特性，又有什么价值可言”
？[19]柏格森的学说，所以称“生命哲学”
、“人生哲学”
；倭铿所以著《生活意义及价值》、《新人生观根本义》等书，提倡“精神生活”
，究其命意，都在于反省此种机械的人生观。
“柏格森正是标榜以此为己任的。
对机械论的批判往往成了他的哲学论说的出发点”
。
[20]柏格森为倭铿的《生活意义及价值》作序，说：“生活之意义安在乎？生活之价值安在乎？欲答此问题，则有应先决之事，即实在之上是否更有一理想？如曰有理想也，然后以人类现在行为与此尺度相比较，而现实状况与夫应该达到之境之距离，可得而见”
。
如曰无，自然安于现状。
“机械论”
既认世界万物无非受“艺力之支配”
，人生必然陷入了命定论，哪里还谈得上理想、意义与价值！
[21]
由此，便不难理解，何以欧战前后随着反省现代性思潮之东渐，人生观问题也成了国人讨论的热点问题。
1913年章锡琛译《新唯心论》，文中说“我欲以新唯心论之人生观为基础，而创造新日本”
，就提到了“新唯心论之人生观”
的问题。
欧战后，此一问题愈益为时人所关注。
梁启超在《欧游心影录》中强调，柏格森学说的风行，说明欧洲“多数人的人生观因刺激而生变化”
。
而他的《先秦政治思想史》的副标题，就叫“中国圣哲之人生观及其政治哲学”
。
蔡元培也说，欧战后，西人“对于旧日机械论的世界观”
、“崇拜势力的生活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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