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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察新文化运动与反省现代性，也有助于使我们对新文化运动后期转向宣传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理解，获致进一步的深化。
西方现代思潮的变动虽然有马克思主义与反省现性非理性主义思潮之异趋，但是，对于批判资本主义而言，却构成了合力。
所谓国人受西方现代思潮变动的影响，最初正是缘于此种合力的影响，而后才渐次归于异趋。
学界对于李大钊、陈独秀转向马克思主义，通常的提法是：由激进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转向共产主义者。
这自然没有错，但有失简单化。
因为，看不到西方现代思潮变动对中国的影响和李大钊等人源于反省现代性视野的思想铺垫，上述的概括便难免隔靴搔痒。
李大钊由主张“灵肉”
二元论到主张物质一元论的唯物史观的转变，说明了这一点；陈独秀从崇拜“近代思潮”
到相信“最近最新的思潮”
，再到信仰唯物史观的思想转变过程，同样说明了这一点。
在坚持追求现代性的前提下，李大钊、陈独秀等人对于反省现代性思潮的借重、吸纳与超越，并最终转向马克思主义，不仅说明新文化运动受西方现代思潮变动的影响，较之学界已有的认识，远为深刻；而且，从一个侧面，也反映了国人已开始逐步走上了摆脱盲目崇拜西方的心态、谋求民族独立发展的理性道路。
但也必须指出，由于新文化运动的主持者们，归根结底，志在追求现代性，并不认同反省现代性的根本取向，故其对于后者的理解与吸纳，不仅因人因事不同，而且从总体上看，也不如梁启超、梁漱溟诸人来得系统和深刻。
[4]这只需看看在“科玄之争”
中，陈独秀、胡适诸人仍不脱“科学万能”
论的窠臼，就不难理解这一点。
也因是之故，陈独秀、胡适诸人终未能正视欧战深刻暴露的西方文明的弱点，摆脱隆西抑中的误区。
无论人们对梁启超等人加以何样的标签，“东方文化派”
抑或“文化保守主义者”
，他们由于站立在了反省现代性的思想支点上，便有了自己的历史地位；与此同时，他们也因未能有力把握中国当务之急毕竟在于追求现代性的具体国情，终究无法与新文化运动主持者们同居主流的地位。
然而，二者相反相成，愈益彰显了辩证法：历史的发展是多样性的统一。
[1]［意］克罗齐：《十九世纪欧洲史》，田时纲译，31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
[2]［英］以赛亚·伯林：《浪漫主义的根源》，吕梁等译，9～10页，北京，译林出版社，2008。
[3]［英］以赛亚·伯林：《浪漫主义的根源》，145页。
[4]参阅拙文：《欧战前后国人的现代性反省》，载《历史研究》，200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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