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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需要注意的是，正是在欧战后，国人开始逐渐明确地公开提出了要求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的要求。
[35]国人在提出“民族自觉”
的同时，也日益彰显了民族的自信力。
例如，梁启超坚持中国文化有自身的价值，他自问自答说：“然则中国在全人类文化史中尚能占一位置耶？曰：能！”
[36]年轻的冯友兰则提出，“我们为什么妄自菲薄，不敢相信自己的成绩，自己的能力呢”
？他主张不妨借用詹姆斯的“意志信仰”
说，坚信中国文化的价值，以提升国人的自信力：“我们的优势，全靠我们的信仰，我们的此时此地！”
[37]至于《少年世界发刊词》，更值得刮目相看，它写道：“自欧战的和约成立，我们不仅晓得中国的老年不可靠，同时证明世界的老年都不可靠。
全世界的事业和一切待解决的问题，应由全世界的少年采‘包办主义’。
我们既是世界少年团体的一个，所以把它标出来，以表明中国青年要与各国青年共同负责改造世界的责任。”
[38]人们尽可说它不免幼稚，但是，年轻一代以世界主人翁自居的勇气，毕竟反映了其时整个民族努力奋起的自觉与自信。
要言之，上述国人对于西方心理上的疏离、理性上的诉求和民族独立的自觉与自信，都说明，在“五四”
前后民族主义运动高涨的语境下，随着西方反省现代性思潮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交汇与激**，国人的“对西方求解放”
，已蔚为引人注目的社会新思潮。
[1]［美］艾恺：《世界范围内的反现代化思潮：论文化守成主义》，87页。
[2]参阅拙文：《欧战前后国人的现代化反省》，载《历史研究》，2008（1）。
[3]许纪霖、田建业编：《杜亚泉文存》，289页。
[4]许纪霖、田建业编：《杜亚泉文存》，54～55页。
[5]林茂生等编：《陈独秀文章选编》（上），287页。
[6]梁启超：《饮冰室合集·专集》（23），11～12页。
[7]胡适：《科学与人生观序》，见张君劢等：《科学与人生观》，11页，合肥，黄山书社，2008。
[8]胡秋原：《评介“五四运动史”
》，见周阳山编：《五四与中国》，249页。
[9]戴季陶：《世界的时代精神与民族的适应》，见唐文权、桑兵编：《戴季陶集》，1022页，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
[10]参见须力求：《胡汉民评传》，116、117页，郑州，河南教育出版社，1990。
[11]潘公展：《近代社会主义及其批评》，载《东方杂志》，第18卷第4号，1921-0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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