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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芜湖半月刊宣言》也说：“我们对于政治，是没有兴趣的，也不相信用政治底手腕和方法，可以把社会根本改造的，所以我们不愿侈谈政治。”
[19]较其原因，确实都源于受黑暗腐朽的现实政治之刺激。
傅斯年在谈到《新潮》同人所以对政治不屑一顾时，这样写道：“中国的政治，不特现在是糟糕的，就是将来，我也以为是更糟糕的”
。
“所以在中国是断不能以政治改政治的，而对于政治关心，有时不免是极无效果、极笨的事。
我们同社中有这见解的人很多”
。
自己虽然不至于对政治上的一切事件，都深恶痛绝，“然而以个人的脾胃和见解的缘故，不特自己要以教书匠终其身，就是看见别人作良善的政治活动的，也屡起反感。
同社中和我抱同样心思的正多”
。
[20]就很能反映这一点。
不过，陈独秀将胡适认作第一派的代表，却是不准确的。
其一，事实是，“五四”
后的胡适已转而谈政治了，尽管他总是强调这是被逼的。
胡适自己说，自“五四”
这天起，“北京大学就走上了干涉政治的路子，蔡先生带着我们都不能脱离政治的努力了”
。
[21]当年他曾致书高一涵等人表示，《努力》周刊暂时停办，转向从文艺思想着力，“但亦不放弃政治”
。
[22]所以晚年的胡适也承认：“把二十年不谈政治放弃了”
，抗战时出任驻美大使，则是连“不干政治”
也放弃了。
[23]其二，也是更重要的一点，胡适所以在文艺思想与政治之间，更注重前者，根本原因不在于个人对现实政治的厌恶，而在于对二者关系的一种执著的理论见解。
这一点不仅构成了陈独秀与胡适间的深刻分歧，而且由于它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故也浸成了整个讨论中带有普遍性的思想分野。
胡适多次谈到自己所以主张“不谈政治”
的原因，他说：“我们当日不谈政治，正是要想从思想、文艺的方面替中国政治建筑一个非政治的基础。”
“我们至今还认定思想、文艺的重要。
现在国中最大的病根，并不是军阀与恶官僚，乃是懒惰的心理，浅薄的思想，靠天吃饭的迷信，隔岸观火的态度。
这些东西是我们的真仇敌！
他们是政治的祖宗、父母。
我们现在因为他们的小孙子——恶政治——太坏了，忍不住先打击他。
但我们决不可忘记这二千年思想、文艺造成的恶果。”
[24]他始终认为，旧思想是恶政治的根源，故要先解决旧思想，才能为清明政治提供“一个非政治的基础”
。
所以，他对陈独秀说，要恢复原来的《新青年》，前提就是恢复“不谈政治”
的“戒约”
。
胡适的观点具有一定的普遍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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