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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独秀据此作了进一步的发挥。
他说：19世纪是科学的时代，盛行机械的宇宙观，强调构成宇宙的要素无非有二：物质与运动。
万物皆成于原子，原子不可分，且具有永久存在性。
各原子在同一时间依同样的速度，向一定的方向运动。
此种不可更改的宇宙运行规则，构成了世界的“第一法则”
。
人类若简单遵循宇宙的此一法则，那是“误解机械说及因果律”
，消极自画，文明不能发展。
所以，还“必待第二法则以补其缺憾”
，这就是要努力奋进，“时时创造，时时进化，突飞猛进”
。
也正因为如此，阿斯特瓦尔特置重第二法则，以说明生命及社会现象，实较物质不灭与能量守衡定律所代表的第一法则更显重要，开启了20世纪新时代的先河。
而柏格森生命哲学与之“同声相应”
，恰为阿斯特瓦尔特创意的第二法则，提供了博大精深的哲学基础：“法兰西数学者柏格森氏与之同声相应，非难前世纪之宇宙人生机械说，肯定人间意志之自由，以‘创造进化论’为天下倡，此欧洲最近之思潮也。”
[4]陈独秀不仅借重生命哲学，而且指出它是代表非难欧洲19世纪盛行的机械宇宙观负面影响的一种最新思潮。
现在的问题是，陈独秀最初接触西方反省现代性的生命哲学始于何时？上述《东方杂志》早在1913年即对此思潮有所评介，从逻辑上说，似乎当始于是年的《东方杂志》，但事实上不太可能。
因为自1912年起，陈独秀即出任安徽都督府秘书长，公务缠身；次年复因参加“二次革命”
遭通缉，凄凄惶惶，逃亡上海，生计无着，“静等饿死而已”
，“急欲习世界语，为后日谋生之计”
。
[5]在这种情况下，陈独秀大概无暇也无心关注欧洲思潮的变动及翻检《东方杂志》。
若推测不错，他最初关注此一思潮当在1914年7月应章士钊之邀，赴日协助编辑《甲寅》杂志之时。
其根据有二：一是其时生命哲学正风靡日本，“关于此两学者（指柏格森与倭铿——引者）之译本及解说、批评诸著述，不下数十种。
大概中学生徒，已无不知有创造进化精神生活诸名义”
；[6]二是章士钊与同在《甲寅》杂志社的李大钊，都是生命哲学的热心倡导者，尤其是章稍后曾在日本中国留学生的“神州学会”
，作题为《欧洲最近思潮与吾人之觉悟》的演讲，敦促人们关注欧洲现代思潮的变动及其风靡世界的生命哲学。
陈嘉异曾谈到，自己最初了解生命哲学，也正是得益于章士钊的赠书。
[7]陈独秀与章友善，又同在日本编辑杂志，受环境与章等人的影响，是时他开始关注欧洲反省现代性思潮及其生命哲学，此种推断应是可信的。
毫无疑义，陈独秀的《敬告青年》重在倡言科学与民主，故全文强调自主、进取与实利，突出的乃是理性精神。
但是，是文立论却借重了生命哲学，这既非误读，也不是有意典解，而是积极地吸纳了柏格森哲学中富有活力的一面。
柏格森哲学强调，宇宙万物的生成与发展，端在生命的冲动与创造。
人类因自由的意志和生命的冲动，日日创造，浸成日日进化。
故其哲学又称“动的哲学”
。
柏格森在《创造的进化论》中说：“吾人实与全宇宙相浑一，全宇宙乃不可分之动力。
抗乎物质而前进，一切生物息息相关，乃一大动力耳。
奋勉前驱，勿论遇何障碍，甚至于死，概有力冲破而越过之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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