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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多月后，即同年9月15日，《新青年》创刊。
陈独秀在创刊号的开篇大作《敬告青年》中，正是借重了尼采和柏格森诸人的思想，以激励青年。
例如，在是文的“自主的而非奴隶的”
标题下，他写到：“德国大哲尼采别道德为二类：有独立心而勇敢者曰贵族道德，谦逊而服从者曰奴隶道德”
；在“进步的而非保守的”
标题下，他又写道：“自宇宙之根本大法言之，森罗万象，无日不在演进之途，万无保守现状之理；特以俗见拘牵，谓有二境，此法兰西当代大哲柏格森之创造进化论所以风靡一世也”
；在“实利而非虚文的”
标题下，他又这样说：“最近德意志科学大兴，物质文明，造乎其极，制度人心，为之再变。
举凡政治之所营，教育之所期，文学技术之所风尚，万马奔驰，无不齐集于厚生利用之一途。
一切虚文空想之无裨于现实生活者，吐弃殆尽。
当代大哲，若德意志之倭根，若法兰西之柏格森，虽不以物质文明为美备，咸揭橥生活问题，为立言之的。
生活神圣，正以此次战争，血染其鲜明之旗帜。
欧人空想虚文之梦，势将觉悟无遗。”
[6]1916年11月，他在《当代二大科学家之思想》中更明确指出，柏格森哲学代表了欧洲最新的思潮：“法兰西之数学者柏格森氏，……非难前世纪之宇宙人生机械说，肯定人间意志之自由，以‘创造进化论’为天下倡，此欧洲最近之思潮也。”
[7]这年夏，李大钊归国参加新文化运动，8月发表《介绍哲人尼采》，更进一步强调反省现代性思潮对于中国青年的意义。
他写到：尼采思想“以意志与创造为中心要素，以立主我思想之基础，极力攻击十九稘凡俗主义、物质主义”
，“而欲导现代文明于新理想主义之域。
其说颇能起衰振敝，而于吾最拘形式，重因袭，囚锢于奴隶道德之国，尤足以鼓舞青年之精神，奋发国民之勇气”
。
[8]陈独秀重新奋起发动新文化运动，是否直接受到了李大钊的影响，可不置论；但是，新文化运动从一开始便与反省现代性思潮结下了不解之缘，是显而易见的。
毫无疑义，新文化运动主张科学与民主，其根本取向在于追求现代性。
陈独秀与李大钊作为运动的两员主将，他们都只是借重反省现代性的某些合理内核，尤其是意志论，以彰显新文化运动，而非从根本取向上认同反省现代性思潮。
1917年初陈独秀曾明确表示，自己对于柏格森、倭铿诸人的精神与人格，深为钦佩；但是，并不赞成他们的学说：“惟其自身则不满其说，更不欲此时之中国人盛从其说也。”
这原因即在于国情不同，西方科学与物质文明十分发达，而“以中国人之科学与物质文明过不发达故”
。
[9]注重国情而不赞成盲目照搬西方，此种可贵的精神当是二人的共同点；但是，自此以后，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他们对于反省现代性的态度却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前者趋于绝对，因噎废食，深闭固拒；后者则继续保持积极吸纳的态度，并藉以调谐自己的新文化主张。
这只要看看陈独秀质问《东方杂志》，不容怀疑西方文明；[10]而李大钊的《今》、《东西文明根本之异点》、《现在与将来》、《“今”
与“古”
》等一系列文章，却依然徜佯着生命哲学的流风余韵，[11]就不难理解这一点。
也惟其如此，二人对一些新文化的具体主张便不能不产生分歧。
这集中表现为对其时争论甚大的文化调和论和对中西文化的看法，大相径庭：
人所共知，陈独秀强调不塞不流，不止不行，“新旧之间，绝无调和两存之余地”
，[12]并斥文化调和论乃“不祥的论调”
。
[13]与之相反，李大钊却强调“调和之美”
。
为此，他接连发表了《调和之美》、《辟伪调和》、《调和之法则》、《调和剩言》等文。
李大钊主张文化调和论，其重要的理论依据正源于柏格森的生命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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