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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梁启超游欧的张君劢归国后，曾在中华教育改进会发表题为《欧洲文化之危机及中国新文化之趋向》的讲演，他说：“吾国今后新文化之方针，当由我自决，由我民族精神上自行提出要求。
若谓西洋人如何，我便如何，此乃傀儡登场，此为沐猴而冠，既无所谓文，更无所谓化。”
张君劢不否认继续引进西方文化的重要性，但强调“尽量输入，与批评其得失，应同时并行”
。
[19]这就是说，中国应当独立自主地发展本国的新文化。
这也可以说是梁启超诸人共同的指针。
何谓“当由我自决”
，独立自主？梁启超归国后在为《改造》杂志写的发刊词中明确写道：“同人确信中国文明实全人类极可宝贵之一部分遗产。
故我国人对于先民有整理发扬之责任，对于世界有参加贡献之责任。”
[20]这可以看成战后梁启超文化思想赖以展开的主线。
欧游后的梁启超强调应当重新审视中西文化，后者的危机既已洞若观火，国人于前者则需摆脱妄自菲薄的思维，重新估定其价值。
他不赞成一味否定中国固有文化，如胡适所言，以为“百事不如人”
：“我们中国文化比世界各国并无逊色，那一般沉醉西风，说中国一无所有的人，自属浅薄可笑”
。
[21]他强调，中国文化虽然在16世纪后逐渐落后了，但它至今仍不失自己独立的地位。
“故我辈虽当一面尽量吸收外来之新文化，一面仍万不能妄自菲薄，蔑弃其遗产”
。
[22]
梁启超与胡适都主张整理国故，但彼此的出发点却有积极与消极的不同。
胡适等人强调，国故就是国渣，整理国故“不是为了挤香水”
，而是为了“打鬼”
，最终证明“古文化不过如此”
。
[23]他强调整理国故的目的，是为了打破人们对旧文化的迷信。
梁启超则不同，他明快地强调，整理国故之目的就是在于光大传统，助益世界。
他说：中国历史文化好似蕴藏极为丰富的矿山，从前都是用土法开采，“今日若能用科学方法重新整理，便像机器采掘一样，定能辟出种种新境界，而且对于全人类文化，有很大的贡献。”
[24]我们不能简单地以为此乃文化保守主义者应有之义，而要看到，这表明梁启超从反省现代性出发，对中国文化现代意义之认识已跃升到了一个新的境界。
1920年11月，他在讲学社欢迎罗素的会上致辞说：因中国社会后进，故“欧洲先进国走错的路，都看得出来了”
。
欧洲积重难返，而中国恰似一张白纸，易于作各种试验。
“从这一点看来，我们的文化运动，不光是对于本国自己的责任，实在是对于世界人种的一种责任”
。
[25]将中国文化运动放在世界范围内考察，梁启超就不仅仅看到了学习西方发展中国新文化的责任，而且强烈意识到中国文化运动还应当，同时也可以，为世界做出贡献。
这是由于中国文化独具特色所决定的。
他认为，人生哲学之发达是中国文化的特色。
西方科学确有过人处，非我所及，但科学并不能解决全部的人生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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