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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作了进一步说明：“……民族建国问题。
一国之人，聚族而居，自立自治，不许他国若他族握其主权，并不许干涉其毫末之内治，侵夺其尺寸之土地，是本国人对于外国所争得之自由也。”
而“组织民族的国家”
，还需创代议制度，使人民得以参预政权，“集人民之意以为公意，合人民之权以为国权”
；复定团体与个人、中央政府与地方自治的权限，各不相侵，“民族全体得应于时变，以滋长发达”
。
所以，梁启超强调，中国当务之急，就是“民族建国问题而已”
，[13]即“亦先建设一民族主义的国家而已”
。
[14]显而易见，梁启超所谓的“民族建国”
，就是建立一个民族民主的现代国家。
其二，民族危亡激发了国人的爱国情感。
梁启超说，甲午以前，士大夫忧国难，谈国事者，几绝。
但战后中国割地赔款，创深痛钜，“于是慷慨爱国之士渐起，谋保国之策者，所在多有”
，原因即在于民族危亡的刺激。
明白这一点，也就不难理解，何以备受外人歧视、欺凌的海外华人与香港人，其爱国情感要较内地更为强烈。
若华人都能了解当下的中国与列强如何不平等，“则爱国之热血，当填塞胸臆，沛乎莫之能御也”
。
[15]1903年，梁启超赴美，适逢中国驻旧金山领事馆一随员为美警察辱殴自戕事，大为愤慨，曾作挽诗，其中说：“国权堕落嗟何及，来日方长亦可哀；变到沙虫已天幸，惊心还有劫余灰。”
[16]他感触益深，因之十分正确地引出了这样的结论：“外国侵凌，压迫已甚，唤起人民的爱国心。”
[17]
其三，爱国是现代社会的伦理。
梁启超强调，“国家为近世史新产”
，“夫国家者，一国人之公产也”
，它与被专制君主视为一人私产的传统国家，已是不可同日而语。
故“我国自昔未尝以爱国大义为伦理一要素”
，[18]而爱国大义却是现代社会不可或缺的一大伦理要素。
这即是说，“爱国乃天下之盛德大业”
，[19]国人当明白个人小我对于国家大我的责任。
他说：“吾非敢谓身家之不当爱也。
然国者，身家之托属，苟非得国家之藩盾，以为之防其害，谋其治安，则徒挈此无所托属之身家，累累若丧家之狗，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然非先牺牲其身家之私计，竭力以张其国势，则必不能为身家之藩盾，为我防害患而谋治安。
故夫爱国云者，质言之，自爱而已。
人而不知自爱，固禽兽之不若矣。”
[20]
由上不难看出，从《说群》到《爱国论》，梁启超于戊戌前后形成的爱国主义思想，不仅如上所述，体现了民族危亡、资产阶级反封建要求与社会进化论三大要素整合的时代特点；而且明显地已由“物竞天择，适者生存”
简单的进化论层面，跃升到了以建立民族国家为基点的社会政治论的基础之上，从而具备了更加完整的现代意义。
[1]中央编译局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室：《对列宁关于“爱国主义”
的一处论述的译文的订正》，载《光明日报》，1985-1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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