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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是第二位的原因;新的经验与新的学理皈依,二者互相发明,愈益坚定了梁启超爱国主义思想自身逻辑的推演,才是第一位的原因。
诚然,其后的历史发展业已证明,革命是它的最终取向。
从这个意义上说,梁启超政治思想的转变是一种后退。
但是,近年来学界对辛亥革命史的研究已超越了革命、改良二元对立的传统思维模式,并形成了新的共识:革命派、立宪派都是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政治派别,其各自坚持激进与渐进的政治主张,应当看成是二者谋求解决面临的共同问题,所设计的具体救国方案之不同。
革命派与立宪派虽不应等量其观,但从根本上说,却又是互补的(如上所述,实际上梁启超在《新民说》中也已经提到了)。
从这个意义上说,梁启超政治思想的转变,又非简单的倒退,必须实事求是地看成为他是依自己爱国的理路,做了自己认为应该做,并且做出了同样有助于中国社会进步的事业。
明白了这一点,便不难理解何以民元梁启超初归国演讲,会那样理直气壮,以为晚清革命与立宪两派,各有得失了。
近代爱国者众,但能致思救国道路且产生实际影响者,毕竟不多。
梁启超无疑是其中的翘楚。
毛泽东说,近代的志士仁人为向西方寻求救国真理,曾走过了千辛万苦的道路。
这不仅是指众人前仆后继之谓也,而且也是指一个爱国者虽不免于失误与曲折,却能执着探索救国道路,始终保持爱国的真诚。
耐人寻味的是,当年梁启超在回应时人非议的《答和事人》一文中,曾写道:“吾向年鼓吹破坏主义,而师友多谓为好名;今者反对破坏主义,而论者或以谓为好名。
顾吾行吾心之所安而已。
……要之,鄙人之言其心中之所怀抱而不能一毫有所自隐蔽(非直不欲实不能也)。
此则其一贯者也。”
[17]所谓“吾心之所安”
,实指爱国之志;所谓“其一贯者”
,真诚之谓也。
联系到民国后,梁启超坚持“不问国体,只问政体”
的初衷,不惜冒生命危险和与乃师的对立,两度成为再造共和的功臣,我们不能不相信梁启超虽“善变”
,但自有“其一贯者”
,即爱国之真诚。
郑振铎先生深得梁启超之心,他在梁去世后写下的下面一段话,有助于我们进一步理解梁启超:
……然而我们当明白他,他之所以“屡变”
者,无不有他的最顽固的理由,最透彻的见解,最不得已的苦衷。
……他的“屡变”
,他的“变”
,并不是变他的宗旨,变他的目的;他的宗旨他的目的是并未变动的,他所变者不过方法而已,不过“随时与境而变”
,又随他“脑识之发达而变”
方法而已。
他的宗旨,他的目的便是爱国。
“其方法虽变,然其所以爱国者未尝变也。”
……惟其爱的是国,所以他生平“最爱平和惮破坏”
(《盾鼻集,在军中敬告国人》),所以他在辛亥时代则怕因变更国体之故而引起剧战,在民国元二年之交,则又“惧邦本之屡摇,忧郁民力之徒耗”
而不惜与袁世凯合作。
惟其爱的是国,所以他不忍国体屡更,授野心家以机会,所以他两次为共和而战,护国体,即所以护国家。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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