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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日本之胜，而知黄种之可以兴，数十年已死之心，庶几复活。
鉴于俄国之败，而知专制之不可恃，数千年相沿之习，庶几可捐。”
[3]中国前途从此有可望之机，岂非其明？因此，不难理解，人们相信，若有望俄胜日败者，其心定然不可问；也不难理解，战争结局果然是日胜俄败，《东方杂志》上立刻响起了一片黄种之中国将兴的欢呼声：“伟矣哉！
铁血主义之能左右世界也。
今者日胜俄败，战局将终，向时黄白优劣之说，不足复信，太平洋日本海之间，骤辟一新天地也。
戢列强膺瞵鹗视之态，纾华族豆剖瓜分之祸。
当此之时，正我中国四万万人投袂奋起，力图自强之日也。”
[4]
应当说，上述人们的心理预期不乏自己的合理性：黄白本无优劣之分，日胜俄败确实有助于进一步打破西方殖民主义者的此种谬说；而俄败也无疑是进一步暴露了这个专制帝国的衰微，它反映了国人反抗西方压迫愤怒情绪的宣泄。
事实上，这也是其时亚洲各被压迫民族共同的心态。
[5]因之，日俄战争对中国政局及其思潮的影响，不容轻忽。
但是，也应当看到，日俄战争正是日本走上帝国主义不归路的重要节点，此种心理预期同时也产生了严重的误导：麻痹和淡化了人们对于日本军国主义应有的警觉。
这表现有二：其一，误判事实，将日本的对俄战争视作仗义之举，进而一厢情愿，倡言中日携手双赢的虚幻愿景。
《东方杂志》上有不少文章，将日俄战争视为日本代中国而战的“仗义”
之举，称之为“良友”
“善邦”
、“友邦”
，感激不尽。
例如，有文说，“日本受此一番亏捐，厥根源，实由中国衰弱之所致”
。
[6]另有文也说，我既无力收回东三省，日本“友邦仗义出而为争”
，却复称中立，“不能出一兵一矢之助”
，[7]不免大失脸面。
更有甚者，指责清政府不忘甲午旧仇、亲俄拒日之非：“甲午之日本，于我诚为仇敌，然既已媾和之后，日本上下议论，皆欲缔好于我，动我以同种同文之感情。”
然而，政府应对失策，“以丧师失地之故，衔恨日本”
，[8]促成三国干辽，终亲俄拒日，使东三省局势为之一变。
所以，在《东方杂志》看来，由此引出的教训，便是中日两国唇齿相依，当捐弃前嫌，走“与日共兴”
、黄种共赢之路。
上述创刊号首文《论中日分合之关系》写道：“天下有自然之势非人力所可逃，往往经数千百年之后，神光离合，起伏万端，而其归于天然之局。
此所以哀叹于天定之不可逃也。”
中日相知甚古，其间虽不无冲突，无伤大局。
甲午之役虽属例外，但实因韩而起，双方未必成见在先。
“我国不能知是役牵动之巨，想日本亦未必能测其终”
。
今当亚欧荣落，黄白兴亡之际，中国欲不自处于奴隶与牛马的境地，唯有走与日并兴这一历史必由之路，“则必与我之同利害者相共而后可以集事也，明矣。
此所谓天定而不可逃者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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