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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初年，近代中国“新史学”
兴起之际，梁启超诸人批评中国传统史学不足“当意”
，无非是一部“历代帝王的家谱”
，一部“相斫书”
，在主张引进西方进化论史观，探求中国民族进步的真相的同时，复主张析史之名于万殊，以求史界的开拓。
马叙伦说：“若是推史，则何必二十四史而为史？何必三通、六通、九通而为史？更何必六经而史宗？凡四库之所有、四库之未藏、通人著述、野叟感言，上如老庄墨翟之书，迄于水浒诸传奇，而皆得名之为史。
于其间而万其名，则饮者饮史，食者食史，文者文史，学者学史，立一说成一理者，莫非史。
若是观史，中国之史亦夥矣，而史界始大同。”
[2]新史学的兴起，生动地说明了其时的中国史界努力追求在新的基础上，实现“碎片化”
与综合化相统一的积极取向。
上述历史认识的发展过程，同时也体现了宏观与微观的统一。
缺乏总体宏观的视野，微观研究难免细碎，无关大体；反之，不以微观研究作基础的所谓总体宏观把握，也难以深入，失之空泛。
所以，具有宏观视野与总体观念的微观研究是积极的，不能因其选题具体甚至细碎，而低估其意义。
缘于史家的个性与秉赋，事实上也不可能要求人人都做综合与宏观的研究。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陈垣说，考据虽非史学的究竟，但它是“一人劳而众人逸”
的工作，功德无量，不容轻忽。
胡适也以为，发现一个古字，与发现一颗行星，可以一样伟大。
也可以说，上述乃是人们认识与研究历史的常态。
由上可知，在历史研究中，需区分两种不同的“碎片化”
：一是放弃总体性（总体史），导致了“碎片化”
；二是坚持总体性（总体史），但在新旧更替之际，史家超越既有，研究趋向多元化，一时也会呈现某种“碎片化”
现象，那是学界酝酿新突破、新综合的必要过程。
[1]［法］弗朗索瓦·多斯：《碎片化的历史学——从〈年鉴〉到“新史学”
》，马胜利译，168、170、235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2]马叙伦：《史学大同说》，载《政艺通报》，第二年癸卯第16号，1903-09-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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