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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省现代性与文化民族主义是相通的。
在原发现代性的西方先进国家，其反省现代性与民族国家和民族主义无特殊的关涉，但在德意志、意大利等争取民族独立的欧洲后进国家则不同。
“是故，19世纪欧洲文化民族主义思想和后来亚洲文化民族主义思想间惊人的类似也就理所当然且不可避免了。”
[39]欧战前后正是中国民族主义与文化民族主义空前高涨的时期，[40]曾亲身参与推动五四运动爆发的梁启超，无论是从文化民族主义的情结出发，还是反省现代性，都不可能接受全盘否定中国固有文化的观点。
所以，他赞成“重新估定一切价值”
，以追求思想解放，但同时又强调这并不应该逻辑地等同于全盘否定中国文化。
他说，“现代有些学者却最不愿意听人说中国从前有什么学问，看见有表章中国先辈的话，便说是‘妖言惑众’。
这也矫枉过正了。
中国人既不是野蛮民族，自然在全人类学术史有他相当的位置，我们虽然不可妄自尊大，又何必自己糟蹋自己到一钱不值呢？”
[41]他主张对儒家学说要做重新估价，坏的固然要去掉，好的却是要继承。
他不赞成全盘西化，他说美国固然有许多长处，但是中国人即使全部将它移植过来，使中国“纯粹变成了东方的美国，慢讲没有这种可能，即能，我不知道诸君怎样，我是不愿的。
因为倘若果然如此，那真是罗素所说的，把这有特质的民族，变成了丑化。”
[42]所以，他极力主张对本国文化要心存敬意，先借助西洋的方法研究它，形成新文化，再去助益世界文化的发展。
这与陈、胡诸人激烈反传统形成了鲜明对照，不仅成一家之言，且基本取向也是对的。
梁启超的存异无疑有自己的合理性，但在其具体展开的过程中，却不免误区。
其一，他看到了欧洲理性主义的弊端，强调人类的终极关怀和精神家园的意义是对的；但他同时却信从了非理性主义思潮，过分夸大了直觉、情感与意志的独立性与作用，并从中引申出物质文明靠西方，精神文明还得靠东方的印度与中国非理性的结论，难免有虚骄情结。
[43]其二，梁启超由欧战所暴露的西方文明的弊端，进而反省中国学习西方所以无成的原因，初衷也是对的，但引出的教训却是：欧洲不仅久处病态之中，且其固有基础与中国不同，“故中国不能效法”
，当改弦更张。
[44]给人的印象，似乎是放弃初衷，归于文化自足，不再主张学习西方了。
实则，梁启超时常强调要着力培养“国人自觉心”
，避免虚骄与盲目的爱国论。
上述误区的出现，说明梁启超思想存在自身的矛盾性。
重要的是怎样看待这个问题。
蒋百里曾如前引说：“现在批评精神根于自觉，吾辈对于文化运动本身可批评，是一种自觉的反省，正是标明吾辈旗帜，是向深刻一方向走的。”
梁启超的求异，反映了他对新文化运动的自觉反省，确有他深刻的一面，但由于对战后欧洲社会文化思潮变动缺乏科学的把握和中国文化问题自身的复杂性，其思考出现某些失误，并不足奇。
应将此期梁启超的思想作整体把握。
一些论者只看到梁启超存异，未能见其求同；于存异中，又只看到误区，却未能见其合理性的存在，以偏概全，断言游欧后的梁启超复归传统，与新文化运动背道而驰，并不符合历史实际。
[45]
梁启超是自负的，他在谈到“五四”
前后中国进入了新的时代时，写道：“社会上的事物，一张一弛，乃其常态。
从甲午、戊戌到辛亥，多少仁人志士，实在是闹得疲筋力倦，中间自然会产生一时的惰力。
尤为可惜的，是许多为主义而奋斗的人物，都做了时代的牺牲死去了。
后起的人，一时接不上气来，所以中间这一段，倒变成了黯然无色。
但我想这时代也过去了，从前的指导人物，象是已经喘过一口气，从新觉悟，从新奋斗，后方的战斗力，更是一天比一天加厚。
在这种形势之下，当然有一番新气象出来。”
[46]这里所说的“从新觉悟，从新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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