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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
。
从此，“中国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动转入主动”
。
[10]耐人寻味的是，梁启超也谈到了自己游欧归国时，在精神上同样曾经历了某种由消极到积极、由被动到主动的变化。
1923年3月10日，即归国后第五天，梁启超即在中国公学发表演讲，说：游欧最大收获是在精神上发生的变化，“即将悲观之观念完全扫清是已。
因此精神得以振作，换言之，即将暮气一扫而空”
。
中国效法西方既然无成，就当求变计，“对于中国不必悲观”
，“吾人当将固有国民性发挥光大之，即当以消极变为积极是已”
。
[11]这样看来，时人思想解放的表现有两种情况：毛泽东所描绘的是第一种，即李大钊为代表的激进民主主义者，认原先所崇拜的法兰西文明已成明日黄花，转而接受马克思主义，走俄国人的路，从事社会革命；梁启超所代表的是第二种，接受西方反省现代性的观点，转而借重西洋科学的思想与方法，从事国故整理，求具体发展中国新文化。
二者选择中国未来走向的路径不同，缘此产生的历史影响也不可同日而语，固不待言；但其共同点，却不容轻忽：二者都是缘于国人“学西方的迷梦”
的破灭、“怀疑”
的增长和“重新考虑自己问题”
。
所以，他们不同程度又同样都是反映了战后国人的觉醒，却是必须看到的。
“总之从此以后，中国改换了方向”
[12]：从政治上看，前者推动中国由旧民主革命向新民主革命转换，这是人所共知的；从学术文化上看，后者归趋“整理国故运动”
，推动了中国学术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型，则是近年才逐渐被学界认同的事实。
胡适直到晚年仍感遗憾，以为是五四运动打断了新文化运动的正常发展，“它把一个文化运动转变成一个政治运动”
。
[13]这自然是不对的。
但它再一次从反面有力印证了我们上述的观点：“五四”
后新文化运动的发展归趋两个方向：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革命；体现新文化运动在学术文化领域进一步深化的“整理国故运动”
。
因之，我们可以说：在新文化运动期间，梁启超不仅与时俱进，且秉持反省现代性的信念，归趋“整理国故”
，仍不失自己独立的地位。
固然，他与胡适一样，评判传统皆难免有误，但这应由具体的历史条件去说明。
[1]胡秋原：《评介“五四运动史”
》，见周阳山编：《五四与中国》，24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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