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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现代理性主义与非理性主义思潮的消长，固然可喜，但后者与中国儒家人生哲学相比，也仍嫌幼稚。
他写了《先秦政治思想史》一书，在结论部分更系统阐述了自己的观点。
他认为，西方现代社会的诸多弊端，归根结底，是两大突出问题：其一，“精神生活与物质生活调和问题”
；其二，“个性与社会性调和问题”
。
“吾确信此两问题者非得合理的调和，未由拨现代人生之黑暗痛苦以致诸高明”
。
在他看来，儒家人生哲学中的“均安主义”
，有助于人们在“现代科学昌明的物质状态下”
，摆脱物质生活的畸形，“不至以物质生活问题之纠纷，妨害精神生活之向上”
。
同时，儒家“欲立立人，欲达达人”
，“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
的思想，也有助于化解现代社会个性与社会性的冲突，“使个性中心之‘仁的社会’能与时势骈进而时时实现”
。
[26]人们尽可以批评梁启超上述的见解存有拔高儒家文化之嫌，但我们却必须承认这绝非是源于传统思维的一种虚骄。
只须看看至今已有越来越多的中外有识之士，如何强调中华的“和合”
文化将有益于现代世界的稳定与和谐，梁启超见解之富有反省代性之合理性和表现了难能可贵的前瞻性，就是无可疑议的了。
与此同时，梁启超还提出了两个重要的论点，似至今不曾引起人们应有的重视。
一是“文化力”
。
他说：国家的存在就是要“把这国家以内一群人的文化力聚拢起来，继续起来，增长起来”
，[27]去助益全人类。
这即是说，文化是一种国力，发展文化，增强文化国力，是国家责无旁贷的重要责任。
人所共知，将文化视为一种综合国力，是近年在全球化视野下才提出的一种新的概念。
梁启超在上世纪初提出“文化力”
的概念，显然已是接近了当今的理解，具有重要的现代意义，是十分难能可贵的。
此种识见不仅进一步提升了文化的重要性，而且彰显了文化民族主义的情怀。
二是“青年无望，则国家的文化便破产了”
。
[28]梁启超同样寄希望于新青年，但何为有望青年？在他看来，青年须熟悉热爱中国固有文化，才不至于和中华民族的“共同意识生隔阂”
，作为中国人才能“得着根柢”
。
他对清华学校的毕业生说：大家归国后对于中国文化有无贡献，“便是诸君功罪的标准”
。
任你学成一位天字第一号形神毕肖的美国学者，只怕于中国文化没有多少影响。
如果这样便有影响，我们径直引进百来位蓝眼睛的美国大博士来便够了，又何必诸君呢？“诸君须要牢牢记着，你不是美国学生，是中国留学生。
如何才配叫做中国留学生，请你自己打主意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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