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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伟人的胸怀，若不能改弦更张，西方人就不免要毁灭这个世界了”
。
[4]其间，中国的许多报刊大量登载泰戈尔的文章、讲演与谈话，一时产生了颇大的影响。
日本舆论对欧战的反应也值得重视。
1919年日本《新公论》杂志发表《新欧洲文明思潮之归趋及基础》一文认为，欧战已令西方文明的“大缺陷”
暴露无遗。
欧人从来对自己的西方文明“尊重自夸，未免过甚”
，实则文明并非欧洲的专利，例如印刷术等四大发明就是源于中国。
东方人于西方文化一般都能热心研究、学习，从中获得教益，但欧人则反之，对灿烂的东方文化却不屑一顾。
作者断言，西方文化要想得到根本救治，它也必须向东方文明请教，“而得暗示与启发”
。
[5]
中国是东方文明古国，人们对欧战的反应愈显强烈。
战后访问过中国的罗素曾提到，访华期间有不少人对他说，1914年前自己对于西方文化不甚怀疑，但及欧战起，却不能不相信它必有自己的缺陷。
[6]这是可信的。
不过最早著文明确指出这一点的，当数《东方杂志》主编杜亚泉。
他在欧战初期即连续发表了《大战争与中国》、《大战争之所感》诸文，以为欧战将激起国人的“爱国心”
和“自觉心”
，西方文化在战争中已尽露弊端，这绝非是吾人的偏见；因之，国人当重新审视中西文化而不能全盘照搬西方。
[7]继杜亚泉之后，中国老资格的思想家梁启超发表了批评西方文化更具分量的意见。
1918年底欧战刚结束，梁启超即与蒋百里、张君劢等七人赴欧，到1920年3月归上海，历时一年多，先后考察了英、法、比、荷、瑞、意、德诸国。
旅欧途中，梁随录自己的观感，这便是后来的《欧游心影录》。
自1920年3月起，他将随感录的主要内容在上海《时事新报》和北京《晨报》上分别连载，时间长达半年之久，产生了很大的反响。
梁不仅以他特有的“常带感情”
的笔触，为国人生动地描绘了战后欧洲哀鸿遍野、凄楚悲凉的情景，而且指出西方“科学万能”
的迷梦，已告破产。
归国后他几次演讲都反复强调，此次旅欧的最大收获就是对中国文化的悲观情绪一扫而光，相信它可以开出新境并助益西方文化，因此在思想上变被动为主动。
不过，无论是杜亚泉还是梁启超，其上述见解都只限于随感而发，缺乏系统的论证，1920年底，梁漱溟推出自己的成名作《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则从哲学的思辨上提出了关于世界文化发展著名的“三种路向”
说，断言现今世界文化正折入第二路向，趋于“中国化”
。
由是他揭出了在不远的将来中国文化必将复兴的重要命题。
这是近代国人系统论述中西文化的第一部著作，它引起了激烈的争论。
实则无论梁漱溟的具有世界文化模式论意义的理论见解是否确当，毫无疑问，它已为国人进一步认识中西文化提供了新的基点，其影响所及，我们今天都能感受到它。
上述因欧战在东西方所引起的反响，其时持论激进或持自由主义观点的人，多不屑一顾，以为反动复古，嗤之以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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