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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说明，时人反省现代性与新文化运动之缘起，实应乎共同的社会心理。
其二，欧战打破了国人对西方文明的迷信。
长期以来，人们视欧洲为自由、平等、博爱的故乡，对西方文明崇拜有加，但欧战之后，此种心态渐告消解。
所以，卡拉克在《中国对于西方文明态度之转变》中说：“许多华人所奉为圭臬之西方文明，至此已觉悟其根基动摇。”
[5]罗素也说：“他们对于我们的文明也抱有怀疑的态度。
他们之中好几个人对我说，他们在1914年之前还不怎么怀疑，但‘大战’让他们觉得西方的生活方式中必定有缺陷。”
[6]反省现代性恰为国人提供了一个新的思想支点，促进了后者对西方文明的反省。
其三，为民族主义高涨的产物。
欧战前后，中国的民族民主运动空前高涨。
这在文化上即表现为近代中国文化民族主义的突显。
梁启超诸人提出“对西方求解放”
的思想解放原则，主张民族自决，发展中国民族的新文化；尤其是梁漱溟径直提出“中国文化复兴”
的口号，否定“西方文化中心”
论，公然倡言世界文化的“东方化”
，无疑都是在文化层面上，有力地彰显了国人高昂的民族主义。
但必须指出，也正是由于上述的机缘，时人皈依反省现代性，却没有步柏格森的后尘，径趋反对理性与神秘主义的误区。
恕庵说：“理性者，人类所赖以生存者也”
，为民族与人类的福祉，“决不能不依理性之作用，然必以知识导乎其先，而以道德循乎其后，则其效始章”
。
“善用之则可致强盛，不善用之则足召危亡。”
[7]梁启超告诫张君劢，尊重直觉、自由意志是对的，但是“自由意志是要与理性相辅的”
，[8]矫枉过正，轻蔑理性，却不可取。
他不赞成“科学万能”
论，并不等于反对科学；所以他出任中国科学社理事，不仅热心宣传科学，而且不惜以生命的代价为科学辩护。
[9]这无疑都反映了时人皈依反省现代性中的理性精神。
国人反省现代性不仅构成了新文化运动有机的组成部分，而且显示了自己独特的价值。
欧战正是发生在新文化运动期间，陈、胡诸人对于二者间的相互关系显然缺乏自觉。
1919年初，《新潮》的《发刊旨趣书》说：国人对于当代思潮的变动，茫然不知天高地厚，端在于“不辨西土文化之美隆如彼”
，不懂得“自觉其形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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