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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元论到物质一元论的转变，最能彰显此一思想进路。
需要指出的是，欧战前后，国人习惯于将西方近代文化批判性地归结为物质文明（“肉”
），而肯定东方的精神文明（“灵”
），这恰恰是始于欧洲反省现代性的基本观点。
美国学者艾恺认为，亚洲的反省现代性（现代化）所以到欧战后才显出其重要性，原因即在于它实际上是欧洲现代思潮变动的产物。
他说：“无可讳言，认为亚洲保有一个独特的精神文明这个观点基本上是一个西方的念头；而这念头则基本上是西方对现代化进行的批评的一部分。”
[8]费侠莉也指出：“‘物质的西方’是一个源于西方的欧洲口号，它在世界大战中诞生，甚至由伯特兰·罗素在中国加以重复。
欧洲为中国人提供了怀疑的形式，甚至是在欧洲创造那些引起怀疑的条件的时候提供的。”
[9]这即是说，以精神文明、物质文明判分近代中西文化原是西方的观点，时人只是将之加以引申罢了。
李大钊1916年在《“第三”
》一文中，最早提出了自己“灵肉一致之文明”
的概念：“第一文明偏于灵；第二文明偏于肉；吾宁欢迎‘第三’之文明。
盖‘第三’之文明，乃灵肉一致之文明，理想之文明，向上之文明也。”
[10]在这里，李大钊显然是借重了反省现代性的视角。
值得注意的是，随后他转向迎受俄国十月革命，此种视角又合乎逻辑地起了导引的作用。
1918年他在《东西文明根本之异点》中提出东西文化调和论，不仅如前所述已取径于反省现代性，而且进一步将“灵肉一致”
之“第三文明”
说，径直与肯定俄国革命对接。
他说：“由今言之，东洋文明既衰颓于静止之中，而西洋文明又疲命于物质之下，为救世界之危机，非有第三新文明之崛起，不足以渡此危崖。
俄罗斯之文明，诚足以当媒介东西之任。”
[11]在他看来，俄国布尔什维克的胜利代表一种人道、互助、博爱的人类新文明的崛起。
“五四”
后李大钊旗帜鲜明地正式宣告了自己转而信仰马克思主义，但有趣的是，因初始对唯物史观的理解尚不到位，他用心良苦，依旧借重了反省现代性的观点，而思“救其偏蔽”
。
在著名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中，李大钊说：许多人所以“深病”
马克思主义，端在它抹杀了伦理的观念，“那阶级竞争说尤足以使人头痛”
。
实则，马克思何尝否认了个人高尚品德的存在？只是认为在立于阶级对立基础之上的社会里，人类互助、博爱的伦理观念及理想，难以实现罢了。
马克思将存在阶级对立的社会列入“前史”
，相信它将最后终结，随后继起的才是人类真正的历史，即互助的没有阶级竞争的历史。
“这是马氏学说中所含的真理”
。
不过，在这过渡的时代，“伦理的感化，人道的运动，应该倍加努力，以图铲除人类在前史中所受的恶习染，所养的恶性质，不可单靠物质的变更。
这是马氏学说应加救正的地方。”
“近来哲学上有一种新理想主义出现，可以修正马氏的唯物论，而救其偏蔽。”
发现阶级斗争存在的事实，本非马克思的专利，他的贡献在于由此进一步引出了无产阶级革命与专政的理论，并论证了人类社会将以此为基础，最终实现消灭阶级的共产主义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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