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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傅斯年则干脆说：中国既百不如人，“中西的问题”
自然就“变成是非的问题了”
。
[6]
然而，欧战前后的世界，时移势异，东西方都面临着各自“重新估定一切价值”
的时代。
人们发现，自己一向崇拜有加并藉以批判固有文化的西方19世纪文明，在战后的欧洲正成为普遍反省的对象，尤其是俄国革命之后，西方资本主义更陷入了四面楚歌的境地。
缘是之故，有识之士幡然醒悟，要求重新审视中西文化和世界的格局。
它引发了国人“对西方求解放”
思潮的兴起，这是完全合乎逻辑的必然趋势。
明白了这一点，便不难理解，五四新文化运动所以构成了近代中国思想解放的伟大潮流，归根结底，端在于它同时包含了两大思想解放的向度：“对传统求解放”
和“对西方求解放”
。
二者相反相成，其间的搏击与张力，不仅构成了其时思想解放的内在动力，而且深刻地影响了其后中国思想解放运动与社会变革的历史进程。
长期以来，学界对于上述思想解放第一向度的研究较为深入，但于第二向度的研究则相对薄弱。
需要指出的是，虽然学界对于“五四”
后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及其影响，已有许多研究并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果，但这并不足以代替对第二向度的研究。
事实上，忽略了对第二向度的研究，我们不仅对于其时思想解放运动宏富的内涵难以整体把握，而且对于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及其影响的理解，也不可能真正是深刻的。
[1]在晚清，“西国”
、“泰西”
、“西洋”
、“欧美”
等词并行，以“泰西”
一词最为流行。
1896年，梁启超的《西学书目表序例》，以“西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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