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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说:“原来中国社会的腐败,不是一天成的,根深蒂固,牢不可拔。
现在我们只看见政治上的现象不好,经济上的组织不好,然而这些都是社会现象,我们决不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到头一事无成”
。
“我们必须另找一个根本改良社会的方法去根本解决一下”
。
“这个根本解决的方法,便是平民教育”
。
[42]而吴康则以为是“思想解放”
:“要求一个根本的解决:就是求‘思想界的解放’和‘思想界的改造’这种态度。”
[43]二是针对社会政治改革而言。
后者因与胡适和李大钊之间著名的“问题与主义”
之争相关联,而愈加彰显。
本文无意重复评论这场论争,但需要强调两点。
其一,胡适不仅反对谈主义,而且不承认政治问题可以有“根本的解决”
。
他说,不去研究人力夫的生计等具体问题,却热衷于谈主义,甚至说“我们所谈的是根本解决”
,这是自欺欺人,“这是中国思想界破产的铁证,这是中国社会改良的死刑宣告”
!
[44]何以这样说?因为“我们是不承认政治上有什么根本解决的”
。
[45]这与乃师杜威的观点也是一脉相承的。
[46]其时,杜威与胡适的这一思想影响甚大,故《东方杂志》在《本志的第二十年》中说:“‘多论问题,少谈主义’是言论界的一句格言。”
[47]其二,是否主张“根本的解决”
,实成为了其时社会改良派与马克思主义者的分水岭。
《新民意副刊发刊词》强调说:人人皆赞同社会改革,但主张却各不同,缘是形成了两大派别:“有主张社会上事事物物,都应当逐渐改良者;有主张根本总解决,先打破私有财产制度,其余一切问题,自然迎刃而解者。
前者叫作社会改良派,后者叫作社会主义派。”
[48]所论未必准确,但强调是否主张“根本的解决”
构成了派别的思想分野,却不失尖锐。
陈独秀最初受胡适影响,也主张社会改造只能一点一滴进行,“不是用一个根本改造底方法,能够叫他立时消灭的”
;但在真正转向马克思主义者之后,他即声言:本意原在反对空谈主义而不作努力,一班妄人却误会了自己的意思,以为只主张办实事而不要谈主义、制度。
实则这才是行船的方向,不定方向,盲目努力,必然无功而返。
[49]其后,他讲得更彻底:唯物史观告诉我们,“改造社会应当首先从改造经济制度入手”
。
“创造历史之最有效最根本的方法,即经济制度的革命。”
[50]李大钊在《再论问题与主义》中,不仅与胡适针锋相对,以为“必须有一个根本解决,才有把一个一个的具体问题都解决了的希望”
,而且明确指出,“经济问题的解决,是根本解决。
经济问题一旦解决,什么政治问题、法律问题、家族制度问题,女子解放问题,工人解放问题,都可以解决”
。
[51]足见以李大钊、陈独秀为代表,马克思主义者与胡适诸人的思想主张,已是泾渭分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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