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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舒新城致梁书讲得更透彻:若能张东荪等掌中国公学,张君劢、徐志摩在南开讲演,公及蒋百里往南京尤其是东南大学讲座,“如此鼎足而三,举足可以左右中国文化,五年后吾党将遍中国,岂再如今日之长此无人也”
。
[8](3)“协同动作”
。
梁启超认为,凡涉国民运动,都不能仅有指导者而无众人互助协作。
因之,与各方“协同动作”
是重要的策略。
[9]实际上,他建立共学社、共讲社以及希图打通北大路线,都可以看作是“协同动作”
策略的运用。
这与《新青年》同仁强调“完全是彼此思想投契的结合”
,“思想不投契了,尽可以宣告退席”
,[10]此种只看重思想共鸣,而不赞成思想与行动统一的纯学者模式,显然不可同日而语。
梁启超的上述构想最终虽然并未实现,但其试图推进新文化运动的理路,却是值得重视的。
时北京大学是五四运动的大本营,蔡元培作为校长,德高望重,是新文化运动的保护神。
梁启超想打通北大路线和借重蔡元培,是很自然的;但他首先“想以胡适之为桥梁”
,却又耐人寻味。
1923年邓中夏曾将当时的中国思想界分为三派:梁启超为首的东方文化派、陈独秀为首的唯物史观派、胡适为首的科学方法派。
他认为,前者代表封建思想,是新的反动派;后两者分别代表劳资阶级思想,都属科学派。
他说:“现在中国思想界的形势,后两派是结成战线,一致向前一派进攻,痛击。”
[11]这是激进的年轻人情绪化的判断,非但认梁启超为新的反动派,全然不对;即将胡适与梁启超看成势不两立,同样不足信。
实则,梁、胡交谊并不一般。
胡适自谓,青年时代即对梁启超十分敬仰,读其《新民说》、《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等许多笔端常带感情的雄文,深受启发,从而也引导自己立志走上学术研究的道路。
他说:“我个人受了梁先生无穷的恩惠。”
[12]1918年底,胡适登门拜谒请益,梁启超不仅对其《墨家哲学》深表嘉许,且出示自己收集的墨学材料,以为助益。
这是二人第一次见面,也是交谊的起点。
周传儒说:“梁与丁文江、林宰平感情最好……五四运动以后,梁与胡适也很要好,互相影响。”
1920年3月,胡适的《尝试集》出版,适逢梁启超游欧初归,与梁“感情最好”
复被胡视为“人生难得的‘益友’”
的丁文江,选诗集中“朋友篇”
里的几句请梁写一扇面,再送给胡,让后者深为感动。
[13]这既反映了梁对新诗的支持,也反映了他对胡的友谊。
同年底,梁用一周时间完成名著《清代学术概论》一书,他曾谈到,本书缘起是胡适的建议,“归即嘱稿”
。
胡适先看过初稿并提出了修改意见。
梁复致书胡,请作文批评:“关于此问题资料,公所知当比我尤多,见解亦必多独到处,极欲得公一长函为之批评(亦以此要求百里),既以裨益我,且使读者增一层兴味。”
[14]从此,二人的学术交往愈加密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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