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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中国却仍被奉若神明的“新思想”
，显然是指欧洲正在衰退的理性主义。
稍加体察，我们不难发现，梁启超的上述言论实际上是直接对着胡适说的；尤其是他引马克思、易卜生说事，很容易使人想起胡适在与李大钊关于“问题与主义”
的争论中，曾讽劝人们不应相信“主义”
而被马克思牵着鼻子走，而他自己却又十分推崇易卜生，写过《易卜生主义》的长文。
应当说，自欧战起，国人对西方文化盲目崇拜的心理便渐生动摇。
例如，早在1914年《东方杂志》主编杜亚泉即著文指出：“世人愿学神仙，神仙亦须遭劫”
，[6]西方文化显露弊病，这绝非吾人的偏见。
不过，这些都还仅是一种观感，尚非一种理论上的自觉。
而梁启超提出，思想解放须“彻底”
，受中国旧思想的束缚固然不对，受西洋新思想的束缚也同样是不应该的；则是进一步在观念层面上，将“重新估定一切价值”
，此一新文化运动所提倡的“评判的态度”
，即思想解放的原则进一步拓展了。
这自然大有益于国人对西方求解放。
稍后，张崧年有文批评胡适的《我们对于西洋近代文明的态度》全盘肯定西洋近代文化，否定中国文化，他说：“中国旧有的文明（或文化），诚然许多是应该反对的。
西洋近代的文明，也不见得就全不该反对，就已达到了文明的极境，就完全满足人人的欲望。
但反对有两个意思：一为反动的，一为革命的。
我以为囫囵地维护或颂扬西洋近代文明，与反动地反对西洋近代文明，其价值实在差不多。
我以为现代人对于西洋近代文明，宜取一种革命的相对的反对态度。”
[7]张崧年的所谓“革命的相对的反对态度”
，就是“评判的态度”
。
这与梁启超的思路是一脉相通的。
其二，反对“科学万能”
论，强调科学与人文必须并重。
由于梁启超的好友张东荪、张君劢都是通晓西方哲学，后者更是研究柏格森生命哲学的专家，因此，梁启超诸人在游欧前对于西方反省现代性的思潮，实际上已经有所了解。
西方现代学者反省现代性并非反对科学，而是反对“科学万能”
论，或叫“唯科学主义”
无视人的精神家园，故主张科学须与人文并重。
甚至美国总统威尔逊在巴黎和会上演讲也这样说：“今科学上种种发明，何一非文明所赐。
然用之不当，反成了破坏文化之具。
此后欲使科学与军队常受文化之羁勒，除了我们人民永远协力监视他，别无办法。”
[8]值得注意的是，梁启超麾下的报纸《学灯》在梁等游欧之前即已在宣传同样的观念了。
《学灯》1918年9月30日刊有《本栏之提倡》，其中说：“（本刊）于西方文化，主张以科学与哲学之调和而一并输入，排斥现在流行之浅薄科学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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