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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即主张将理性批判的原则同样运用于对西方文化的借鉴，这不仅有力地深化了“五四”
新文化，而且事实上也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提供了助力。
这是应当看到的。
吴大猷先生在庆祝北京大学百年校庆时指出：新文化运动的历史功绩无庸置疑，但于历史进程中曾经出现过的“反传统”
风潮，“也要有真切反省的能力”
。
他认为，对于经历苦难、四分五裂的旧中国来说，“要其站起来，重新发出，必须先从恢复这个民族的自信心与自尊心着手”
。
因之，“重建中国文化主体意识”
是最为重要的。
[4]这是至理名言。
梁启超力挽狂澜，指斥说，将西学说成是中国固有的顽固派，诚然可笑，但“沈醉西风”
者将中国说成一钱不值，岂非更加可笑！
他希望青年人“第一，要人人存一个尊重爱护本国文化的诚意”
；[5]并断言，中国虽云落后，“然则中国在全人类文化史中尚能占一位置耶？曰：能！”
[6]他主张对于外来文化“尽量输入”
，但要避免形式主义的完全照搬，“评判的态度”
不可缺失，如此等等，足见梁启超以复兴中华文化为己任，其文化自觉，归根结底，是反映了国人文化主体意识的觉醒。
这与其时中国民族独立运动的高涨也是相吻合的。
《欧游心影录》中之《中国人之自觉》一篇，共13节，首节标题：“世界主义的国家”
，末节标题则是：“中国人对于世界文明之大责任。”
此种精心的谋篇布局本身即有力地说明了梁启超的文化自觉与传统的盲目虚骄无涉，相反，充分体现了世界主义视野下的文化思考。
缘于反省现代性，梁启超不仅坚持反对“科学万能”
论，主张科学与人文并重，从而为国人提示了避免西方业已出现的“两种文化”
对立，发展更富有前瞻性的文化的方向；更主要的是，他指出以崇尚和谐为特色的中国文化，将有助于现代社会最终走出物质与精神分离、个性与社会性冲突的困境，这无疑更将国人对于中国文化的思考提升到了新的境界。
胡秋原先生在谈到“五四”
时期的文化讨论时说：“我们也不可低估当时中国人在智慧上的远见。
中国人当时在西方人之前，由文化问题考虑中国乃至于世界问题。”
[7]梁启超的上述思考，应当说就是属于胡先生所说的“当时中国人在智慧上的远见”
。
有趣的是，费孝通先生也有专文论及“文化自觉”
，他写道：
文化自觉只是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过程，所具有的特色和它发展的趋向，不带任何‘文化回归’的意思，不是要‘复旧’，同时也不主张‘全盘西化’或‘全盘他化’。
自知之明是为了加强对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取得决定适应新环境、新时代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
文化自觉是一个艰巨的过程，首先要认识自己的文化，理解所接触到的多种文化，才有条件在这个已经在形成中的多文化的世界里确立自己的位置，经过自主的适应，和其他文化一起，取长补短，共同建立一个有共同认可的基本秩序和一套各种文化能和平共处，各扼其长，联手发展的共处守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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