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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思想主张，为新文化运动指明了思想解放应有和更高的境界。
1918年11月蔡元培在《〈北京大学月刊〉发刊词》中，最早提出了这一思想主张。
他指出，“大学者，‘囊括大典，网罗众家’之学府也”
。
各国的大学，无不学派林立，相反相成，如哲学之唯心论与唯物论，文学之理想派与写实派，经济学之干涉论与放任论，伦理学之动机论与功利论，等等，“常樊然并峙于其中，此思想自由之通则，而大学之所以为大也”
。
中国承千年学术专制传统，喜欢一道同风，故外界对北大兼开中西课程，大惊小怪，实属误解。
月刊的发布当有助于校外读者，“亦能知吾校兼容并收之主义，而不至以一道同风之旧见相绳矣”
。
[21]次年3月他在《致〈公言报〉函并答林琴南函》中，对自己的主张又作了进一步概括：“对于学说，仿世界各大学通例，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
[22]由于这封著名的公开信影响巨大，蔡元培的这一思想主张，也不胫而走。
很显然，在蔡元培看来，“思想自由”
与“兼容并包”
是一个体用统一的有机体。
前者乃天赋之人权，人人得以捍卫之权利，为原则、前提，即为体。
故他强调，“个人思想之自由，则是临之以君父，监之以帝天，囿之以各种社会之习惯，亦将无所畏葸而一切有以自申”
；[23]后者乃就个人对他者而言，为应然的主义与价值取向，即为用。
它表现为对他人“思想自由”
权利的尊重和对其思想主张的宽容，因为“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
。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蔡元培主张无原则的新旧调和，因为他说得明白：“无论为何种学派，苟其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尚不达自然淘汰之运命者，虽彼此相反，而悉听其自由发展。”
[24]这即是说，包容的前提是在现代社会的层面上，仍不失其存在价值的思想与主张。
“思想自由”
并非鼓励谬种流传，所以他强调研究学问的“勇敢性质”
，必须“由科学所养成”
。
[25]蔡元培对不听劝告，一味攻击辜鸿铭、刘师培的新潮派学生说：“我希望你们学辜先生的英文和刘先生的国学，并不要你们也去拥护复辟或君主立宪”
，固然说明了这一点；他请巴黎华法教育会的同人帮助推荐法国专家来校讲学，“要求其资格第一条就是‘新党’，还有一条是‘热心教授中国人，而不与守旧派接近者”
，[26]同样也说明了这一点。
北大改革的成功与蔡元培“思想自由，兼容并包”
的办学理念分不开。
蔡元培领导下的北大，不仅兼容了像陈独秀、胡适与辜鸿铭、刘师培这样新旧派的人物，而且兼容了不同学派的杰出学者。
郑天挺说：“过去中国学术上流派很多。
经学有今古文学派的不同，蔡先生同时聘请了今文学派的崔适……，也聘请了古文学派的刘师培；在古文字训诂方面，既有章炳麟的弟子朱希祖、黄侃、马裕藻，还有其他学派的陈黼宸、陈汉章、马叙伦；在旧诗方面，同时有主唐诗的沈尹默，尚宋诗的黄节，还有宗汉魏的黄侃；在政法方面，同时有英美法系的王宠惠，也有大陆法系的张耀曾。
其他学科，同样都是不同学派兼容并包。”
[27]此外，在课程建设上，则是兼容了中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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