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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这些与梁启超的思想取向不可能没有关系。
人所周知,1919年的欧游,成了梁启超思想的转变点。
这有两层含义:一是指其思想关注点的转移。
《梁启超年谱长编》说:“先生这次归来后,对于国家问题和个人事业完全改变其旧日的方针和态度,所以此后绝对放弃上层的政治活动,惟用全力从事于培植国民实际基础的教育事业。”
[8]尽管梁启超事实上难以全然忘情于政治,但其根本转变是存在的,人们对此无疑义。
二是指其对中西文化见解的变动。
长期以来人们对此种转变内涵的理解未必准确,一些论者实将之视为倒退的同义语。
李文森的观点具有代表性。
他认为,梁启超的这种转变表现为情感最终压倒理智的倒退:“不再恋慕西方,而在价值上回归中国传统。”
[9]这是一种误解。
实际上,梁启超游欧收获颇丰,其中最重要的是增添了一个新的思想支点,从而开阔了视野,愈趋深刻。
要明白这一点,须了解欧战前后西方社会文化思潮的深刻变动。
19世纪中叶以降,随着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内在矛盾日益显露:经济周期性危机、贫富悬殊、阶级尖锐对立;同时,物质生产虽获不断发展,传统道德却日益溶化在了资产阶级利己主义的冰水之中,人欲横流,愈益加剧了社会倾轧与动**,20世纪初年自启蒙运动以来一直凯歌挺进的理性主义,开始日趋于式微。
欧战的惨剧,创深痛巨,更令欧洲人失去了信心,进一步加剧了“理性危机”
。
“欧洲知识分子情绪低落,幻想破灭。
他们年轻时代那个有秩序的、和平的、理性的世界已经被毁灭”
。
“大战的深重罪孽动摇了人们对于理性解决极其重要的社会和政治问题能力的信任”
。
“对未来的信心让位于怀疑。
人类可以完善、科学将赐福于人类和人类的不断向前发展等旧的信念现在似乎成了天真的乐观主义的表达。”
[10]“人是什么?”
这个自古希腊哲人以来似乎已解决的问题,现在又被提了出来。
现代性的发展和人的主体性的异化,使人虽得冲破了神权的网罗,却复入了理性普遍原则的樊笼。
真善美“价值域的分裂与理性化,对具有解放性质的政治的出现是必要的,但同时造成了在日常生活的氛围里意义的丧失”
[11]。
人倍感孤独,复出现了“人的危机”
。
缘是欧洲人对西方文化的信心也发生了动摇。
“大战之后,欧洲人对他们自己和他们的文明有了另外一种看法……无疑,任何能允许如此毫无意义的大屠杀持续四年之久的文明都已经表明它走向衰败。”
[12]斯宾格勒的《西方的没落》一书风行一时,就集中反映了这一点。
面对社会严重的危机,欧洲社会文化思潮的变动主要呈现出两种不同的取向:一种是马克思主义。
它从历史唯物论出发,认为理性主义衰堕和西方社会弊端丛生,归根结底,是反映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危机。
所以必须通过无产阶级的社会革命,根本改造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将社会引向更高的社会主义的新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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