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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他强调,“我们愿处在这样恐怖危险的社会中吗?我们不要求一个平安境地吗?我们如果要去危就安,不将这种经济制度根本改换过,怎么能行”
?[51]服膺马克思主义的李大钊与陈独秀的批判最为尖锐,他们不仅断言,“资本制度越发达,在资本制度下的文明越进步,劳动者越受苦痛”
;[52]而且指出,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正是西方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然结果,巴黎和会的背信弃义,源于列强分赃,本不足为奇:“在这资本私有制度所必然产生的帝国主义时代,那一个不是藉口自由竞争实行弱肉强食,除非列强他们自己抛弃殖民政策,毁坏他们自己的商业,他们如何能够主张正义人道来帮助弱小民族”
?“在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大海中,没有一滴水是带着正义人道色彩的呵”
!
[53]由此,人们引出的教训自然是必须根本反对资本主义:“我们就要明白了,我们所反对的是军国主义,是作为军国主义帝国主义骨子的资本主义。
要反对这个主义,才是合理的,才有路走。”
[54]
尽管有胡适为资本主义帝国主义鸣不平,[55]但是,资本主义在其时的中国,说它成了“穷兵黩武、倒行逆施”
的代名词,[56]成了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
,却非虚言。
1921年少年中国学会在南京举行会员大会讨论关于“主义”
问题,意见虽有分歧,但在反对资本主义这一点上,却是高度一致。
会员赵叔愚说:“反对资本主义,反对国家主义,这已是我们共同已有的态度。”
[57]同时,另一会员郑伯奇也指出:“我们学会中有甘心为资本家的走狗而希望少年中国仅仅成为一个不彻底的英美式的德谟克拉西的吗?我敢说没有。
是的!
没有。
绝对没有!”
“我们的少年中国应该是最新式的国家,最合理想的组织。
这话一点都不错。
我信大家都相信的。”
[58]次年,他在少年中国学会的提案中,再次提出:本会同人的理想虽有不同,但要问有人相信“西洋式的旧政治组织——军国主义、资本主义的政治,可以为实现我们理想的‘少年中国’这一助么?”
“恐怕一个也没有”
。
[59]在当时颇具影响力的少年中国学会中形成了此种共同的取向,具有标志性的意义,它反映了时代的大趋势。
1930年,梁漱溟在《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之最后觉悟》中说:近40年中国民族自救的运动因欧战,而有了前后期的变化。
“感受着欧洲最近潮流——其最显著时期,即在欧战一停之后,其最有力之剌激则西邻之俄国——而谈思想主义,采取直接行动(五四、六三以来各运动),以至于国民党改组容共,十五年北伐,纵其间不尽一致,而总之背后有一反资本主义、反帝国主义的空气。
此即所谓后期运动。”
[60]欧战后中国民族民主运动发展到了新阶段,不论此种发展如何艰难曲折,其根本是立足于反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共同的语境之下。
毫无疑义,亲历其境的梁漱溟的此一判断不仅合乎实际,而且是十分深刻的。
由此也正说明了,对西方资本主义的普遍否定,不仅是欧战后国人“对西方求解放”
思潮的核心诉求,而且为其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发展作了重要的思想铺垫。
第三,“我国民该走哪条路,才能把这个国家在世界上站起来?”
——中国社会发展的道路问题被重新郑重揭出。
自鸦片战争以降,志士仁人向西方追求救国真理,究其理想,归根结底,就是要仿效西方,引导中国走上资本主义的道路。
但是,欧战后人们既普遍否定了西方资本主义制度,原本似乎业已解决了的中国社会发展道路问题,现在被国人郑重地重新揭出:“我国民该走哪条路,才能把这个国家在世界上站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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