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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这就明确地肯定了，文艺思想作为观念形态的文化的一部分，是随着包括政治经济在内的社会生活的变化而变化，故归根结底，是政治经济决定文艺思想，而非文艺思想决定政治经济。
他以白话文的命运为例说，有人以为今天白话文的局面是胡适、陈独秀一班人闹出来的，这是误解。
辛亥革命后中国社会政治经济发生的巨大变动，才是白话文运动得以成功的根本动因；胡适诸人若在三十年前的晚清时代提倡白话文，只需章士钊一篇文章便驳得烟消灰灭，但此时章士钊的崇论宏议有谁肯听？陈独秀没有否定文艺思想、精神生活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作用，但他批评胡适将“‘心’的原因——即是知识、思想、言论、教育等事”
，与社会的物质条件等量齐观，视为同样“也可以变动社会，也可以解释历史，也可以支配人生观”
；[35]甚至说：“如果独秀真信仰他们的宣传事业可以打倒军阀，可以造成平民革命，可以打破国际资本主义，那么，他究竟还是丁在君和胡适之的同志”
，[36]则是陷入了物心二元论，与张君劢诸人的唯意志论相去不远了。
不仅如此，针对张君劢强调“思想者是事实之母”
的观点，陈独秀将上述的见解进一步作了精彩的发挥。
他指出：唯心论者的共同错误，即在社会现象中，只看见思想演变成事实这后一段的过程，却忘记了造成思想背景的事实这前一段过程。
“他们只看见社会上一种新制度改革之前，都有一种新思想为之前驱，因此便短视的断定思想为事实之母；他们不看见各种新思想都有各种事实为它所以发生的背景，决非无因而生”
。
物质的世界是第一位的，思想精神是第二位的。
不能颠倒因果，将思想精神说成是物质事实之母。
[37]陈独秀清晰地表述了一个重要观点：新思想新文化是可以成为社会政治变革的先导，但这并没有否定此种新思想新文化，其本身仍然只是前此社会政治经济变动的产物，这一唯物史观的基本观点。
所以，他断言：“政治的隆污是人民休戚之最大关键”
，“所以主张人民不干涉政治是发昏”
。
[38]“‘不问政治’这句话，是亡国的哀音，是中国人安心不做人的表示”
！
[39]从强调文化运动与社会运动的区别，到强调心物不可等视和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终极动因的物质性，彰显了陈独秀唯物主义的社会历史观，他不仅超越了新文化运动初期的自我，而且鲜明地与胡适诸人的思想划开了界限。
第三，新文化运动与中国问题的“根本解决”
。
1919年6月底，《晨报·自由谈》有文说：未知有国家者，当使之知救国；既知救国者，当使之常有救国之想。
“惟思如何救国之时，又当思今日国之大害何在，则如何救国之思方能切实。”
[40]所谓“当思今日国之大害何在”
，说到底，就是要找到解决中国问题的切入点，求“根本解决”
。
所以，吴康说：“五四”
后国人旧观念动摇，其救国之想，“由此慢慢地推到根本的问题上去，要求一个根本的解决”
。
[41]需要指出的是，要求“根本的解决”
，乃是人们面对复杂的问题最终都需作出判断与选择，合乎逻辑的一种思想方法，古今中外，概莫能外；只是在新文化运动的讨论中，此一诸求被反复提出，且令各方意见分歧愈显分明而已。
其时，人们关于“根本的解决”
的诉求存在两个层面不同的取向。
一是针对政治、经济、思想、教育等众多的社会范畴而言。
例如，瞿世英以为是“平民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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