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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独秀虽然认同梁漱溟的观点，重新肯定了人类情感的重要性，但是，他却将梁漱溟的本意加以颠倒，强调中国文化过于重理性，西方文化才真正重情感：“（中国文化重道义）道义的行为，是知道为什么应该如此，是偏于后天的知识；（西方文化重情感）情感的行为，不问为什么，只是情愿如此，是偏于先天的本能。”
道义的本源虽也出于情感，“但是一经落到伦理的轨范，便是偏于知识理性的冲动，不是自然的纯情感的冲动”
。
所以，他又坚持说：中国社会麻木不仁，甚至连自杀这样的坏事都不可多得，究其原因，恰恰也在于中国文化不如西方文化，缺乏此种人类应有的情感。
他说：“是中国底文化源泉里，缺少美的，宗教的纯情感，是我们不能否认的。
不但伦理的道义离开了情感，就是以表现情感为主的文学，也大部分离了情感加上伦理（尊圣、载道）物质的（纪功、怨穷、诲**）彩色；这正是中国人堕落底根由，我们实不敢以‘富有情感’自夸。”
陈独秀主张，为了补救这个缺点，国人应转而信仰基督教，以便“把耶稣崇高的，伟大的人格，和热烈的，深厚的情感，培养在我们的血里”
。
[20]二是相信“科学万能”
论未变。
“五四”
前，陈独秀就强调人类“一切苦乐善恶，都为物质界自然法则所支配”
；[21]“五四”
后则更甚。
他在《新文化运动是什么？》中说：“西洋除自然科学外没有别种应该入我们东洋的文化”
。
[22]1921年6月，他与人书说：不但中国，全世界都只应该专门研究科学，因为现在“已经不是空谈哲学的时代了”
。
西洋自苏格拉底以至杜威、罗素；印度自邬婆尼沙六师以至达哥尔；中国自老子、孔子以至康有为、章太炎，“都是胡说乱讲，都是过去的梦话”
。
今后我们的责任，“只应该把人事物质一样一样地分析出不可动摇的事实来，我以为这就是科学，也可以说是哲学”
。
[23]这与他自己说的“以科学代宗教”
或邓中夏主张“以科学代替哲学”
，[24]一脉相通，都不脱“科学万能”
论。
1923年，陈独秀总结“科玄之争”
说：“所以我们现在所争的，正是科学是否万能问题。
……毕竟证明以科学之威权是万能的，方能使玄学鬼无路可走，无缝可钻。”
[25]此时，他强调服膺唯物史观，同时却又固执地宣称自己是主张“科学万能”
论者。
这说明，他既未真正理解反省现代性的意义，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把握，也尚未真正到位。
从1915年《青年杂志》创刊，到1923年的“科玄之争”
，构成了新文化运动完整的历史时期。
其间，欧洲发生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同时，19世纪末以来欧洲现代思潮的深刻变动，也缘此愈趋鲜明。
陈独秀作为新文化运动的“总司令”
，其超人的敏锐与非凡的定力，集中表现为：“五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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