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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现在流行之浅薄科学论”
，显然是指“科学万能”
论，即唯科学主义。
1919年1月，《新青年》第6卷第1号发表陈独秀著名的《本志罪案的答辩书》，文中陈独秀强调坚决拥护“德”
、“赛”
两先生。
《学灯》上有文就此评论指出：“赛先生”
当含“费先生”
（哲学），后者且曾是前者的先生，几十年前“赛先生”
风行，“费先生”
则退隐了。
但欧战时世人利用“赛先生”
作恶，“如今才感得这战争的苦痛，大家仍旧想去请那位费先生出来，讲个根本和平的办法。
因为费先生是很可以帮助赛先生达他的目的。
并且人类应该有一种高尚的生活，是全靠费先生来创造的。
总之，前数十年是赛先生专权的时代，现在是赛先生和费先生共和的时代。
这是欧美一般赛先生和费先生的门生所公认的。
何以贵志只拥护赛先生，而不提及费先生呢？记者所以有此疑问了”
。
[9]作者无疑是在批评陈独秀未能注意欧洲现代思潮的变动。
但是，尽管如此，将西方反省现代性思潮以十分尖锐的形式引进国内，并产生广泛的影响，终究还当归功于梁启超关于欧洲人“科学万能的大梦破产”
鲜明而有力的概括。
胡适曾说，自从梁启超发表了《欧游心影录》，“科学破产”
的谣言就像野火一样蔓延开去了。
此话从反面理解，就恰恰说明了这一点。
梁启超对“科学万能”
论的批评虽始于《欧游心影录》，但其观点真正发生深刻的影响，还是在1923年发生的著名的“科玄之争”
时期。
胡适后来为《科学与人生观》一书作序时，曾叹喟道：“我常想，假如当日我们用了梁任公先生的‘科学万能之梦’一篇作讨论的基础，我们定可以使这次论争的旗帜格外鲜明，——至少可以免去许多无谓的纷争。”
[10]也反映了这一点。
长期以来人们多将这场论争误解为科学与反科学之争，实则，它是欧战后反省现代性思潮在中国思想界激起的最初深刻的反响。
虽然梁启超真正只写过一篇讨论文章，但却被公认是一方主帅。
他认为，张君劢在清华学校作“人生观”
的演讲，固然有不恰当夸大了直觉与自由意志的不足，丁文江的批评强调“人生观不能和科学分家”
，也自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在君过信科学万能，正和君劢之轻蔑科学同一错误”
。
后者认为科学将来可以统一人生观，这是不可能的。
“人生观的统一，非惟不可能，而且不必要；非惟不必要，而且有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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