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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1]臣下奏议曰：“不举贤，不奉诏，当以不敬论；不察廉，不胜任也，当免。”
对此，史书记载“奏可”
。
元朔五年（公元前124年），武帝又下诏，强调“导民以礼，风之以乐”
。
同时指出，“今礼坏乐崩”
，故需“令礼官劝学，讲义洽闻，举遗兴礼，以为天下先”
。
丞相公孙弘奏请为博士设弟子员，得到武帝批准，此后“学者益广”
[152]。
元狩六年（公元前117年），武帝在诏书中曰：“仁行而从善，义立而俗移。”
元鼎二年（公元前115年），武帝又在其诏书中曰：“仁不异远，义不辞难。”
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又在其诏书中表白：“朕以眇身承至尊，兢兢焉惟德菲薄，不明于礼乐。”
这类重视礼义，倡导孝廉，力图确立礼治的思想，在武帝本纪（特别是武帝的诏书）中，比比皆是。
这和汉朝立国以后从高祖到文、景时期的境况，已经迥然不同！
考诸史实，正如班固在《汉书·武帝纪》末尾的赞语中所说：“汉承百王之弊，高祖拨乱反正，文、景务在养民，至于稽古礼文之事，犹多阙焉。
孝武初立，卓然罢黜百家，表彰《六经》。
……兴太学，修郊祀，改正朔，定历数，协音律，作诗乐，建封禅，礼百神，绍周后，号令文章，焕焉可述。”
[153]应当说，班固这个评说是准确的。
正是由于武帝的这种文治之功，最终使汉代礼治得以确立。
武帝以后，昭、宣二帝继承了武帝以礼治国的思路。
与武帝在位半个多世纪（54年）的悠长时期不同，昭帝在位仅13年，建树不大。
尽管如此，昭帝仍然为保宗庙而在诏书中说自己：“战战栗栗，夙兴夜寐，修古帝王之事。
诵《保傅传》《孝经》《论语》《尚书》，未云有明。”
[154]有趣的是，从《汉书·昭帝纪》看，昭帝有若干诏书，但直接谈论礼学或者涉及礼治的，仅有始元五年（公元前82年）的诏书中谈到。
这除了因为昭帝在位时间短外，更为重要的原因，可能是昭帝“承孝武奢侈余敝师旅之后，海内虚耗，户口减半”
，形势十分严重。
而昭帝幼年（9岁）即位，大将军霍光辅政，面对经济凋敝的严峻形势，“光知时务之要，轻徭薄赋，与民休息”
[155]。
恢复经济，疏解民困是当时第一要务，自然谈不上什么礼治的建设。
但在昭帝登基八年左右的始元、元凤之际（公元前80年前后），“匈奴和亲，百姓充实”
，经济逐渐恢复以后，还是实行了“举贤良、文学”
的先王（武帝）之政。
这种举措，是西汉礼治确立时期的顺天应人之举。
其实，昭帝以农为本、轻徭薄赋、与民休息的施政纲领，是在政治实践的层面贯彻了其前辈（文景）的礼治思想，与武帝和后来的宣帝等在礼治理论及其制度建构方面的努力，是互为表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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