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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宣帝时期的儒家学者编定的。
[166]任继愈先生主编的《中国哲学发展史》（秦汉卷）认为，“《礼记》的作者非一人，著作时代从战国延续到汉初，而以汉初儒家的作品比例最大”
。
包括大、小戴在内的《礼记》全书，是“表现了汉初封建宗法主义思潮的一部论文汇集”
[167]。
研究西汉礼学的专家也认为《礼记》定本形成于西汉中期的宣帝时期。
[168]我认为，包括大、小戴《礼记》都基本定型于西汉中期，而《小戴礼记》最终由东汉的马融、郑玄编定。
当然，《礼记》的思想源远流长，其某些篇章可能形成较早，但就其基本思想而言，就其全书整体结构和篇章而言，其完成是在西汉中期。
戴德、戴圣由于其礼学学养和成绩，而被选为《礼》学博士，在宣帝时期，成为与庆普一道被立为学官的《礼》学三家。
由于官方的重视，以及礼学学者的努力，特别是社会的需求所致，宣帝时期以及其后，《礼》学进一步流行。
到东汉经马融、郑玄注释整理《礼记》，影响更大，最终成为《十三经注疏》的内容之一。
皮锡瑞在其《经学通史·经学昌明时代》中说：“武、宣之间，经学大昌，家数未分，纯正不杂，故其学极精而有用。”
皮氏这段话，应当很能说明问题。
武帝、宣帝时期，经学昌盛，这已是史实并为学界公认。
问题在于，“其学极精而有用”
这句话，是指什么？在儒家价值系统中，有用，当然是现实的功用，所谓资治而已！
经学昌盛，对于社会秩序的稳定，对于人心的宣导，说到底，对于礼治的实现，当然是极其“有用”
！
昭帝曾明示：“公卿当用经术，明于大义。”
公卿处理政务，要用经术为指导原则和具体方法，否则就是违背“大义”
。
自武帝以后，朝廷处理政务，往往援引经义为据。
宣帝以下，儒者日益得势，元、成、哀三朝，位极丞相高位者，都是当时大儒。
甚至普通官吏中，也有不少名儒。
史载：“自曹掾书史，驭吏亭长，门干街卒，游徼蔷夫，尽儒生学士为之。”
[169]为什么会是这样？道理很简单，儒术有助吏治！
正是由于政治家汉武帝们和思想家董仲舒们的合作，最终使得封建社会的礼治模式得以确立。
从此后直到清末，封建国家的治理模式都是以儒家思想为旗帜，以纲常名教为基本价值理念，以德主刑辅为基本方略，这就是封建礼治。
因此，我们说汉代礼治的确立，是在西汉中期的武、昭、宣时期，当不为过。
需要说明的是，汉代博士制度的建立和完善，也是汉代礼治建构过程中的重要方面。
从武帝设立五经博士，到后来出现的专经博士（精通某一经的博士，例如《公羊》博士、《梁》博士、《礼》博士，乃至大、小夏侯《尚书》博士，大、小戴《礼》博士）等，表明礼治在教育方面的完善。
而以礼治为中心的教育制度特别是博士制度的完善，对于礼学和礼治的发展，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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