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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皇帝既是最高政治权威，也是最高学术权威。
学术的独立性被统治者的现实政治需求所挤压，变得畸形，成为政治的附庸。
这既说明汉代礼治的形成和成熟本身就是现实政治需要的结果，也说明汉代礼治的出现本身并不是学术独立发展的成果。
正因为如此，学术、学者对于现实政治和社会应当保持的距离，便被消弭于无形之中。
这对于后世的影响极为深远。
其三，儒学独尊而又有文化包容。
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本身是一种治国方略的自觉选择，而不是对于学术争鸣的参与。
换言之，武帝对于儒学、儒生，并不是从所谓学理的层面看待的，而是从为我所用的政治立场出发。
因此，武帝采用儒学治国，实行礼治，未必就全然否定甚至要消灭其他学说。
历史表明，在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思维框架下，其他学派的学说照样存在，并没有被消灭、被禁止，只不过是不被当做国家意识形态，不被作为治国安民的基本方略而已。
同样，在礼治的旗帜下，即使在儒学阵营内部，也一直存在着经学内部的今文古文之争，在礼治方面的古礼今礼之辩、经礼变礼之论。
兼容并包、遐迩一体，“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
[188]的思想，在汉武以后儒学独尊的态势下，实际上已经做到。
问题只是在于，统治者在治国理念、意识形态、指导思想方面，坚持一元论而反对多元论；但在文化、思想发展方面，还是赞成并实行多样化。
《礼记》里面的《大学》《中庸》的思想，能够逐步传播开来，本身就证明汉代意识形态一元化态势下的文化多样化，是可以做到的。
其四，礼治的形成和儒学独尊的实现相一致。
汉代礼治的形成过程，就思想发展和文化价值体系建构的进程而言，本身就是儒学独尊的实现过程。
汉代礼治要解决的根本问题，是新型价值体系建构的问题，是长治久安的问题。
政治家和思想家们经过长期的探寻，以及二者之间的磨合，最终在选择儒家思想作为官方意识形态方面取得了一致，其标志性事件便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方略的制定和实行。
从汉代思想文化发展的事实来看，礼治的形成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儒学独尊的实现，也同样不是一蹴而就的。
武帝之前姑且不说，就是武帝采纳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后，礼治的发展和儒学的独尊也经历了漫长的历程。
如果从武帝时期算起，到东汉章帝时期，也已二百余年。
章帝时期举行的白虎观会议，及其成果《白虎议奏》和《白虎通义》的出现，标志着汉代礼治的成熟，同时也标志着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真正实现。
质言之，汉代礼治的形成和儒学的独尊，就思想文化发展的轨迹而言，是同步的。
此后的整个中国封建社会，始终是以礼治国、以礼治为标榜，而其社会政治的指导思想，始终是儒学。
其五，专制政治日益巩固和完善。
汉代礼学的形成和完善，就其思想实质和社会功能来看，是巩固和完善了汉代封建专制政治制度及其秩序。
无论两汉社会发展的坎坷曲折还是坦**顺畅，汉代礼学的形成及其完善，在客观上都起到了“资治”
“弼教”
的作用。
两汉包括皇帝制度、仕进制度在内的整个官僚制度，以学校制度为核心的教育制度，以三纲五常为核心的道德价值体系，以仁义道德为标榜的治国方略，等等，无不对专制政治的巩固和完善起了重大作用。
质言之，汉代礼学越是发展，越是完善，作为一种体制的专制政治就越是巩固；作为一种思想观念的专制政治就越是深入人心，越能钳制人们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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