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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还有萧箑父、陈修斋主编的论文集《哲学史方法论研究》[429]，等等。
与此同时，学术界有人针对50年代对冯友兰提出的哲学史“抽象继承法”
的政治性批判，对“抽象继承法”
进行重新评价，给予相当的肯定，甚至有的是很高的评价。
进入90年代以后，对于冯友兰“抽象继承法”
给予肯定性评价的学者进一步增多。
[430]
值得注意的是，随着80年代中期西方学术思潮被大量介绍到中国，以及学术研究领域“方法更新”
“思想更新”
的呼声日益高涨，中国哲学研究领域出现了尝试使用西方学术研究方法进行研究的情况。
其中，代表性的论文有李泽厚运用系统论的方法撰写的《秦汉思想简议》[431]，以及年青一代用协同论进行研究的尝试之作《相似理论、协同学与董仲舒的哲学方法》[432]，受到学术界的关注。
总的看来，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运用马克思主义方法、西方哲学方法、自然科学方法（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协同论、突变论、耗散解构论等）、文化人类学方法、考据学方法等不同方法进行中国哲学研究的情况可以说是并行不悖。
第二，中国哲学范畴研究的拓展和深化。
在突破日丹诺夫“哲学史定义”
的“苏联模式”
后，学术界对于如何深化中国哲学史研究，在实践上作了探讨。
首先是开展中国哲学范畴的研究。
有学者发表文章，倡导开展中国哲学范畴和重要概念的研究[433]。
北京大学汤一介发表了《论中国传统哲学范畴体系的诸问题》[434]，引起了学术界的普遍关注。
发表汤一介论文的《中国社会科学》编辑部还曾召开有关的座谈会，[435]推动了中国哲学范畴的研究。
范畴研究在学术界的普遍认同和集中体现，是1983年11月在西安举行的全国性的“中国哲学范畴讨论会”
。
张岱年、王明、冯契、汤一介、方立天、方克立和一些重点大学的研究生，以及美国哈佛大学杜维明教授等七十余人参加了会议。
会后出版了论文集《中国哲学范畴集》[436]，湖南的《求索》杂志以《笔谈中国哲学史范畴研究》为题，发表了张岱年、冯契、汤一介、王明、杜维明等人在大会的发言。
[437]后来，张立文出版了两部研究中国哲学范畴的专著：《中国哲学范畴发展史（天道篇）》《中国哲学范畴发展史（人道篇）》[438]，葛荣晋出版了《中国哲学范畴史》[439]，张岱年出版了《中国古典哲学概念范畴要论》[440]，蒙培元出版了《理学范畴系统》[441]，张立文还出版了《中国哲学逻辑结构论》[442]，可以说是对范畴研究思路的延伸和深化。
总的看来，中国哲学范畴的研究，开阔了学术界的眼界，拓展了研究领域，深化了研究成果，并在客观上巩固了对“苏联模式”
的突破。
特别重要的是，中国哲学范畴研究路子的开启，实质上是对自50年代以来学术与政治混为一谈、以政治代替学术的唯政治思维的清理，是中国哲学研究工作者主体意识觉醒的重要表现，是对既往的学术研究思路和观点的拨乱反正。
同时，也是中国哲学史研究方法论的深化，是方法论讨论的逻辑性成果。
但是，范畴研究的一个明显弱点，是有的研究者将范畴看做孤立的、可以离开历史发展的僵固的概念，从而窒息了范畴的生机。
而且，不少论者都是“论谁爱谁”
，几乎所有中国古代哲学的范畴，在论者那里都成了尽善尽美的。
这个弱点，张岱年先生在1983年于西安举行的中国哲学范畴讨论会上，已经当场指出。
第三，哲学史研究的“纯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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