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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能把礼治说成是民本政治，更不能歪曲成民主政治。
我们只能采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承认，汉代专制政治的出现，有其历史的必然性和合理性。
在礼治包裹下的或者采用礼治形式的专制政治，相对于秦朝的暴虐政治，是一个历史的进步。
而况，礼治更加符合当时的时代需求，更符合宗法社会的社会心理和民间情怀。
其六，天人合一思想贯穿始终。
汉代礼治形成的过程，是以天为宗、以德为本的天人合一思想发展的过程。
天是万物之祖、百神之君，“王者宜求端于天”
，“人副天数”
，“天人之际，合而为一”
，天道神圣，人道效法天道、服从天道，是汉代礼治建构的基本出发点。
《礼记·礼运》就明确宣示：“夫礼必本于天，淆于地，列于鬼神，达于丧、祭、射、御、〔乡〕[189]、冠、昏、朝、聘。
故圣人以礼示之，故天下国家可得而正也。”
可见，礼的原则和价值出于天，通于人，君主以礼治国，天下国家就和谐有序了。
这种思维方式和价值理念，是天人合一的典型表现。
至于董仲舒以天人感应为核心的天人合一思想，则是另外一种典型。
这种典型的目的，在于将三纲五常的礼治愿望纳入天人合一的框架，以增强其神圣性和号召力。
董仲舒径直说：“王道之三纲，可求于天。”
[190]在他心目中，“仁义制度之数”
都来源于天。
[191]至于两汉流行特别是东汉泛滥的谶纬神学，则更是不言而喻的天人合一思想的另外一种极端表现。
总之，汉代礼治的形成，其背后的有力的思想理论支撑，便是天人合一思想。
在很大程度上，中国传统社会的天人合一思想，是成熟于汉代的，是在汉代礼治的形成过程中逐渐定型的。
其七，崇古、征圣、宗经。
汉代礼治的形成和成熟过程，蕴涵着并体现了崇古、征圣、宗经的特征。
以古为尚，唯古是从，以五帝三王、往圣先贤为价值准则，以先王之道为行事依据。
圣人即是君主，所有君主特别是既往的君主，都是效法的榜样，都是论证问题的依据。
儒家经典成为君主治国安邦、人民安身立命的价值原则。
朝廷议政论事，官吏行政，都援引儒家经典为自己张目。
至于士大夫和庶民，则更是不能离开经典，离经就是叛道！
这样，古人、圣人、经典，三者相互融贯，成为汉代礼治建构中的明显思想轨迹。
这种崇古、征圣、宗经的思维方式和价值取向，贯穿四百余年的两汉时期，并成为影响后世的一个重要思想基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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