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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新局面出现的前奏，是1979年在山西太原举行的“中国哲学史学会”
成立大会期间，以“中国哲学史方法论”
为主题的激烈讨论，会后出版了《中国哲学史方法论讨论集》[424]。
其后，报刊相继发表了一系列关于中国哲学史研究方法论的反思文章。
以对苏联日丹诺夫的“哲学史定义”
的突破为契机，学术界围绕哲学史的定义、对象、范围、目的、哲学遗产的继承、唯心主义的历史评价、哲学与政治的关系等问题，各抒己见，相互辩驳。
先是对流行了将近三十年的“两军对战论”
（唯物对唯心、辩证法对形而上学，又称“对子论”
[425]）进行反省。
经过讨论，初步形成共识：中国哲学史并不仅仅是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辩证法和形而上学之间的“两军对战”
的历史；“对子论”
不能准确概括中国哲学的实际。
进而，有学者发表文章，论述“唯心主义在一定条件下的进步作用”
，对历史上的“唯心主义”
学术流派和“唯心主义”
哲学家，给予了相当程度的积极评价。
[426]
在中国哲学史方法论的研讨热潮中，一些学者针对流行了三十年的“两军对战论”
，提出了“圆圈论”
。
“圆圈论”
者认为，哲学史就是人类认识发展史，人类的哲学认识充满矛盾和曲折，有其发展的阶段性。
每一阶段的哲学运动，大体都有一个思想的起点和终点，形成一个首尾相应的逻辑进程。
这个逻辑进程，必然经历曲折和反复，肯定和否定，由偏到全，由低到高，“表现为近似于螺旋式的曲线，近似于一串圆圈组成的大圆圈”
，因此，中国哲学史研究应当“努力去探索中国哲学的历史发展中所固有的‘圆圈’”
[427]。
“圆圈论”
的代表作，便是由萧箑父和李锦全主编、已经印行十余万套的《中国哲学史》（上、下册）。
在今天看来，人们对“圆圈论”
未必全然认同，但“圆圈论”
在当时的提出和实践，无疑是对“阶级斗争论”
“两军对战论”
的匡正，是中国哲学史研究进程中一个不可或缺的环节。
从理论思维和研究进路的层面考察，可以说，十年浩劫结束后的中国哲学史研究，是以方法论的探讨为突破契机的。
这场方法论讨论的直接成果，除了前述太原会议及其论文集《中国哲学史方法论讨论集》的出版，以及各大报刊发表的论文外，还有北京大学教授张岱年的《中国哲学史方法论发凡》[428]。
该书是迄今为止唯一的关于中国哲学史方法论的系统专著。
该书对哲学与哲学史、哲学思想的阶级分析方法、理论分析方法、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方法、批判继承法、史料整理方法等，都提出了自己的独特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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