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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文化价值理念，要坚持统绪意识，因而在其组织、参与的海内外诸多学术活动中，过分强调其“道”
的至上性和唯一正当性，导致对于非当代新儒学阵营学者的不够兼容，特别是对大陆以坚持马克思主义学术观的学者的“同情性的理解”
的误解。
甚至，在当代新儒学阵营内部，也出现了所谓“护教的新儒学”
与“批判的新儒学”
之争。
而所谓“护教的新儒学”
，不外就是坚守当代新儒学的价值理念，“天不变道亦不变”
，固守其道，维护其统。
例如“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
李明辉对中国社会科学院方克立的批评，[67]“中央大学”
杨祖汉对余英时的批评，对复旦大学杨泽波的回应以及对香港科技大学冯耀明的批评等，[68]蔡仁厚对其师牟宗三思想的谨守，等等，都反映出“护教的新儒学”
的某些特征。
而所谓“批判的新儒学”
，诸如林安梧、邱黄海、谢大宁、郑志明等人，[69]不过是要想在思维空间和学术理路方面在既有的基础上有所拓展而已。
他们自称为“后新儒学”
，提出了自认的与“新儒学”
的诸多不同之处，但其基本学术价值观和社会理念，与“新儒学”
并无二致。
真正明显的区别，恐怕是其提出的对于当代新儒学思想纲领的“返本开新”
的诠释。
例如林安梧认为，当代新儒学的问题，不是“返本开新”
，不是如何从传统开出现代化（新外王）的问题，而是“在现代化的学习过程中如何调理人的实存问题”
，亦即由“外王”
而“内圣”
。
尽管如此，林安梧还是没有超越“内圣”
“外王”
的儒家思维框架。
在很大程度上，“后新儒学”
（“批判的新儒学”
——姑且借用这一名词），也属于守道护统的范畴。
此外，蔡仁厚、周博裕宣称的“天下不归于儒，天理何在”
的愤慨，[70]我们当然不能简单地将其归于“独断”
，但我们说他们属于守道护统的比较极端的典型，恐怕不为过。
由此，可以看到，当代新儒学既要保持兼容开放的意识，又要守道护统，二者相互纠结，“剪不断，理还乱”
，从而造成了其发展的难题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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