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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化的融摄精神，表现于对外来文化的态度，便是兼容并包的精神。
唐君毅在其著述中多次强调，中土文化对外来的佛教是以博大襟怀兼容之，从而丰富了自身。
对于近代以来的西方文化，中土文化仍可包容之。
比如，可以在儒家心性之学的基础上，吸收西方文化中的科学与民主，将“方以智”
的西方文化纳入“圆而神”
的中国文化的规范之中。
实际上，如前所述，在唐君毅思想中所表现出的佛家思想乃至借用的佛家语言，以及他对西方科学民主的肯定，也体现了他对融摄精神的把握和认同。
现代新儒家的另一重要首领牟宗三，也有着与唐君毅同样的思想。
他指出：“佛教对人的精神生命开辟甚大”
，但佛教是尔为尔，我为我，互不侵犯，“只有儒家才能容纳（各家）”
。
他认为，秦汉以后，中国文化峰回路转，“有一个大酝酿，吸收了佛学，最后开出宋明理学，了不起”
。
“现在中国文化应该是消化西方文化。”
（据牟宗三在“唐君毅思想国际会议”
开幕式上的主题演讲）
现代新儒家认为，中国文化的融摄精神还表现为能“融摄家庭、社会、政治以为一”
。
唐君毅认为，周代封建制度的巧妙之处，在于可以使诸侯不敢相争，而维持天下一统之势。
宗法制度教为臣下者，由敬祖先以敬宗子、敬国君、敬天子；教为君上者，由敬天敬祖宗，以爱同宗之族人，爱百姓而安庶民。
由此而合家庭之情谊、社会组织、政治统系、宗教之情揉以为一。
再文之以礼乐，则人不易生叛上作乱之心，而天下易趋于安定。
不难看出，唐君毅对宗法制度是颇为推崇的。
他强调亲情关系以及由此关系生发出的社会文化心理对于“安天下”
的作用。
他利用宗法亲情观念，通过移孝作忠的伦理政治推演而将家庭和国家连为一体，使人产生天下一家的情怀，从而将不肖之徒的犯上作乱之心消弭于无形，使天下安定和谐。
这实际上既是他对中国文化的实践理性的具体阐发，也是他自身对实践理性的践履，是“致中和之情于万物”
。
他的这种文化心态，有其阔大广博的襟怀和承担社会责任的一面，因而值得肯定。
但这种心态没有超出儒家亲亲尊尊的思想藩篱，是用宗法亲情将天下融贯为一，将古代文化看做一成不变，用文化发展的共时性来否定、取代历时性，用文化的民族性取代、否定时代性，这是不可取的。
从理论思维的角度考察，现代新儒家所概括的中国文化的融摄精神，是与其倡扬的实践理性相关的，亦即融摄即可致中和，致中和则须融摄，而且也必然表现为融摄。
有了融摄精神，则可视家国为一体，待天下人如一家。
有了融摄精神，社会便井然有序，个体便精神自足，其乐融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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