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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思想、观点、情趣、心态，都必须而且也只能通过对经典的注释而阐发出来，所谓“注不破经”
，所谓不“以传代经”
，都是保守已经得到社会认可的规范性、权威性思想的经典的“经典”
性表述。
经学思维的形成和在古代社会的深远影响表明，文化保守传统作为一种习惯性力量，是何等强大，何等绵延不绝！
可以说，近代以来文化批判和文化重构中的种种磨难，经学思维的干扰是一个重要原因。
（2）文化变革传统。
与文化保守传统相对应，在中国传统社会中，也存在着文化变革传统。
这种文化变革传统，是在时代条件的激发下，思想家根据对此前的文化传统的省思，提出并通过社会实践进行的文化重构工作。
在中国古代，所谓变革，一般指“变旧革新”
，多指改革制度、法度而言。
《礼记·大传》曰：“立权度量，考文章，改正朔，易服色，殊徽号，异器械，别衣服，此其所得与民变革者也。”
这就是说，变革的范围是物质文化和制度文化。
与此对应，亲亲、尊尊、长长之类的思想文化是“不可得变革者”
。
考诸秦汉以后的文化演进历程，不难看出，在总体上，文化变革传统的指涉对象，主要是物质文化和制度文化层面的东西。
这正应了汉代儒学宗师董仲舒的话：“王者有改制之名，无易道之实。”
[80]这种以“改制不易道”
为基本指导思想的文化变革，从理论实质上看，属于渐进而温和的改良。
以渐进而温和的改良为特征和目的的文化变革传统，充分体现在儒家学者身上。
战国末期，荀子从时代条件出发，在孔孟儒家基本思想框架之内，援法入儒，既“隆礼”
，又“重法”
，把孔子仁礼一体的思想体系改铸为礼法结合的崭新体系，从而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发展了儒家思想，在制度文化的层面更新了儒学面貌。
汉代董仲舒根据大一统政治的需要，精心营建了一个严整的以阴阳五行为理论骨架、以天人感应为核心、以儒家思想为主体而统合诸家的理论体系，并以此为依据，明确要求统治者更称号、改正朔、易服色，建立新的文教制度和选官制度，以至“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把官吏选拔制度和教育制度相结合：从而开创了中国文化的新局面，同时也开创了儒学发展的新局面。
董仲舒的改制理论、三统三正的历史观等，都开创了此后中国文化变革传统的“范式”
。
唐代思想家韩愈的文化实践，便是这种变革“范式”
在新形势下的翻版。
韩愈既是儒学复兴的旗手，又是古文运动的健将，为了对抗佛道二教，恢复儒学昔日的权威，韩愈撰写了《原道》《原人》等著名论著，开启了儒学复兴的端绪。
这对于魏晋以来的学术文化潮流，是高层次的拨乱反正，是对传统儒学的重构，也是对传统文化构架的重构。
他所阐发的儒家博爱思想，所系统化、理论化的道统学说，既是对传统儒学的深化，更是对传统儒学的渐进而温和的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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