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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9]这些情况表明，宣帝自幼接受儒家思想的熏陶，即位后坚持用儒家思想治国，为礼治的实现做了努力。
从思想文化史的角度看，宣帝在位期间值得重视并且影响深远的有两件事。
一是出席石渠阁会议，参与经学问题的讨论，并亲自裁决是非。
二是关于治国之道的那段“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
的宣言。
宣帝甘露三年（公元前51年），“诏诸儒讲《五经》同异。
太子太傅萧望之等平奏其议，上亲称制临决焉”
[160]。
这就是经学史上著名的石渠阁会议。
史料表明，武帝即位不久，即大力表彰儒学，设立五经博士，令其讲授儒学经典。
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儒学大盛。
但经学有不同派别，今文经学、古文经学并存，齐学、鲁学同在；有的立为学官，有的未列学官；经学内部意见分歧，各自是其所是而非其所非。
宣帝为了评判经学内部的是非，统一认识，在石渠阁召开了经学会议。
参加这次会议的大都是今文经学家，因此有人认为这是今文经学家内部辩论五经异同的会议。
这次会议的讨论焦点，是《公羊春秋》和《梁春秋》的异同。
宣帝喜好《梁》，在这个名为“平公羊、梁同异”
[161]的会议上，以公羊博士严彭祖等人为一方，以《梁》派学者尹更始、刘向等为一方，相互论辩。
最终梁派取得胜利，“乃立梁丘《易》、大小夏侯《尚书》、《梁春秋》博士”
[162]。
“由是梁之学大盛”
，《梁春秋》从此列为官学。
公羊学是齐学，梁学是鲁学，这次会议，以鲁学的胜利而告终，从此齐、鲁并立。
我们知道，武帝用董仲舒，立《公羊春秋》为学官，从此公羊学大盛；而宣帝自己喜好《梁春秋》，利用石渠阁会议，在“稽古礼文”
的背景下，立《梁春秋》为学官，此后梁学大盛。
这当然可以看做是皇帝个人爱好使然。
值得注意的是，从武帝尊公羊，到宣帝尊梁，反映出统治者在实行礼治的时候，在思想文化方面走的是一条逐渐宽广的道路，奉行的是一统政治下的多元文化取向。
更为值得注意的是，武帝和宣帝都是以九五之尊，参与经学讨论，并运用政治权力进行裁决，反映了汉代礼治的形成和发展，始终是在政治家和思想家的合作中进行这一时代特点。
毫无疑问，武帝也好，宣帝也罢，其治国方略都是以礼治国。
但是，为什么宣帝要宣称汉家制度是“霸王道杂之”
？其实，霸王道杂之也是儒家思想，也是儒家治国方略。
《汉书·元帝纪》记载，宣帝驳斥太子（后来的元帝）“宜用儒生”
的建议时道：“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
且俗儒不达时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于名实，不知所守，何足委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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