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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共识性概括是：“敢为人先、务实进取、开放兼容、敬业奉献。”
[101]当然，对于广东人的“务实”
的内涵，不同的人有不同理解。
平实地说，务实，就是没有框框，讲求实际，怎么有利怎么干。
这和“《六经》皆我注脚”
在思想实质上是一样的。
康有为《春秋董氏学》一书，显然具有这个特点。
《春秋董氏学》的写作，和《孔子改制考》一样，1894年开始于广西桂林，1896年完成于广州万木草堂讲学期间，1897年出版于上海。
此书的整个写作过程，始于岭南，终于岭南。
应当说，反映了相当的地域特征。
特别重要的是，康有为此书的内容和写作方法，以及其所要达到的目的，具有明显的“实际”
意味。
其实，从清代中期到清末，注解董仲舒《春秋繁露》的，并不止康有为一人。
有影响的就有凌曙的《春秋繁露注》、魏源的《董子春秋发微》、苏舆的《春秋繁露义证》，以及康有为的这部《春秋董氏学》。
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康有为的这部书。
而这部书之所以影响巨大，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他的“实际”
特征。
关于华夷之辨，康有为总体上是反对狭隘的华夏中心主义的。
但是，在《孔子改制考·叙》里面，他痛批各种他认为的非圣无法的现象，其中说：汉代刘歆作伪作乱之后，“我华我夏，杂以魏、晋、隋、唐佛老、词章之学，乱以氐、羌、突厥、契丹、蒙古之风，非唯不识太平，并求汉人拨乱之义亦乖刺而不可得，而中国之民遂二千年被暴主、夷狄之酷政。
耗矣，哀哉！”
[102]这是典型的严夷夏之防、攘夷的言论。
有趣的是，他在《春秋董氏学》一书中，说的却是另外一番意思。
在该书卷六《春秋微言大义》之“夷狄”
条下面，在摘引董仲舒《春秋繁露·竹林》之“《春秋》之常辞也，不予夷狄，而予中国为礼。
……《春秋》无通辞，从变而移”
后，其按语批评孙明复、胡安国之流不懂《春秋》无通辞之义，“以为《春秋》之旨最严华夷之限，于是尊己则曰神明之俗，薄人则曰禽兽之类；苗猺狪獞之民则外视之，边鄙辽远之地则忍而割弃之。
呜呼！
背《春秋》之义以自隘其道，孔教之不广，生民之塗碳，岂非诸儒之罪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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