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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干脆彻底否定哲学命题有具体意义,认为哲学命题应该排斥具体意义,[118]也是这种思路的扩展。
此外,大概由于新中国成立后冯先生已经作了哲学思想的自我批判,加上50年代后期的政治风云变幻莫测,冯先生不便或不愿将“接着讲”
的哲学研究和哲学创造的路子,与“抽象继承”
的路子相配合,以致“抽象继承”
缺乏坚实的理论基础,而冯先生在辩驳中也显得十分乏力。
冯先生在《三松堂自序》中修正抽象继承的理论时,自我批评说,“把哲学的继承归结为对于某些命题的继承,这就不妥当。
哲学上的继承应该说是对于体系的继承”
[119]。
这就走向了另外一个片面。
诚然,把哲学继承归结为对某些命题的继承有失偏颇,但把哲学继承归结为对哲学体系的继承,也失之片面。
在我看来,哲学继承不能是体系的继承,至少不能都是体系的继承。
从历史上看,某一哲学家、每一学术派别、某一历史时期,其哲学体系作为一个整体,是难以甚至可以说是根本无法全盘继承的。
相反,它是需要进行分解,有选择地进行继承的。
试想,以克己复礼为帜志,轻自然、斥技艺的孔子思想体系,以维护封建君主专制为宗旨的董仲舒的天人感应的理论体系,以无为本的玄学理论体系,以理为本、存理去欲的理学体系,心外无物的心学理论体系,以及道家、阴阳家的理论体系,等等,在现代意识高涨,中西文化日渐会通、交融的今天,怎么可能被整体继承?怎么应该被整体继承?
哲学史方法论的讨论,仅从50年代算起,迄今已经持续了将近半个世纪。
总结数十年来的哲学史研究的经验教训,通过对冯友兰先生“抽象继承法”
坎坷遭遇的反省,我觉得,在哲学史方法论问题上,我们应当注意这样一些思想原则:第一,方法论的研讨,应该从学理入手,而不能从图解政策入手。
对待不同的哲学史方法论,只能以心平气和的态度平等争鸣,而不能盛气凌人地扣政治帽子。
冯友兰先生提出的哲学遗产的“抽象继承法”
,在其提出后所受到的以政治批判等同学术讨论的粗暴对待,是应该认真加以总结的理论思维教训。
第二,在以我为主的思维框架和体系建设中,中国传统哲学方法和西方哲学方法都可以为我所用,而不能以中国传统哲学方法抵制西方哲学方法,或者以西方哲学方法否定、取代中国哲学方法。
根据这种认识,我觉得,我们应当把冯先生以“抽象继承法”
为核心的方法论纳入哲学史方法论的范畴之中;应当从文化的时代性、民族性与世界性相统一的高度,给“抽象继承法”
以新的、合理的诠释;应当从现代哲学发展史的角度,给“抽象继承法”
以合理的定位。
而且,应当给“抽象继承法”
的“继承”
以全新的分疏,即:“继承”
不是照搬,不是“照着讲”
,不是盲目认同,而是扬弃,是批判性的认同。
冯友兰先生一生以“阐旧邦以辅新命”
为己任,致力于中国传统哲学和传统文化的现代化,真正做到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值得我们敬重。
他一生坎坷,仍奋斗不息,表现出哲人风范。
“如惊道术多迁变,请向兴亡事里寻。”
理解地同情,同情地理解,这是我们评价冯友兰先生的“抽象继承法”
以及整个思想时,所应当持有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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