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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不意外，哈布斯堡在巴尔干地区的文明使命，首先以卫生法和卫生警察的引入为标志。
由财政部任命的新政府，要求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地区的所有助产士、牙医、外科医生和兽医人员，出示符合奥地利法规的资质证明，这也直接导致了大量医疗人员的失业。
妓女被要求登记注册，并定期接受医疗体检。
事实证明，波斯尼亚人健康状况良好，性传染病的发病率基本与哈布斯堡帝国持平。
锲而不舍的哈布斯堡医生最终在波斯尼亚穆斯林人口中发现了全新的梅毒变种，以及穆斯林妇女骨盆过窄的情况，并推断可能是她们四肢行走的习惯所导致的。
古往今来，殖民和教化的尝试，往往是从发现女性的差异开始的。
奥斯曼帝国统治时期，政府对穆斯林、天主教和东正教人口分而治之，不同的群体缴纳不同的税款，由不同的法庭分别管辖。
哈布斯堡的统治继承并加强了这种分化现状。
在哈布斯堡帝国其他地区，人口普查使语言成为民族身份的标志，而在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宗教标准取而代之，原因显而易见。
语言学家已经将南斯拉夫的什托卡维方言，确定为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塞尔维亚、黑山以及东克罗地亚的主要语言。
塞尔维亚著名学者武克·卡拉季奇，甚至将这种方言称为塞尔维亚语——这也契合了他的著名文章标题“塞族人，无处不在”
（1849）。
在贝尔格莱德政客眼中，所有南斯拉夫民族——包括波斯尼亚、克罗地亚、达尔马提亚和斯洛文尼亚——都是塞族人或他们的近亲，同时他们憧憬着建立一个大塞尔维亚联邦，将所有民族团结在一个国家里。
波斯尼亚人口普查显示什托卡维方言或塞尔维亚语为大多数人的日常用语，这也将为他们的构想提供一个有力的武器。
1879年的人口普查显示，在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没有一个宗教团体占据绝对人口多数，其中包括50万东正教徒、20万天主教徒和45万穆斯林。
每个宗教群体都在境外拥有大量同教者——塞尔维亚的东正教塞族人、克罗地亚的天主教克罗地亚人，以及遍布巴尔干半岛的穆斯林。
在外部势力的干涉和支持下，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面临着四分五裂的内战危险。
哈布斯堡政权最初认为塞尔维亚人带来的威胁最为紧迫。
正如一位财政部长所述，塞尔维亚人的目的就是全面占领该省，并将所有穆斯林驱逐出境。
哈布斯堡的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政策遵循两大原则。
首要原则是经济现代化，寄希望于教化省内民众，缓解紧张的宗教关系。
1888年，皇储鲁道夫在到访波斯尼亚时宣称，“在这里，我们的使命就是为东方人民带来西方文化”
。
因此，省内开始兴建学校、医院、技术学院和各种工业设施，经营范围包括煤炭铁矿开采、烟草种植加工，以及为开发本地森林资源而设立的造纸厂。
最令人瞩目的是，哈布斯堡政府在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铺设了超过1000千米（600英里）铁轨。
北波斯尼亚铁路线，穿行在萨拉热窝东部的崇山峻岭中，在短短160千米的距离内，分布着99条隧道和30座铁路桥梁。
后来，所谓的波斯尼亚窄轨（760毫米）作为国际标准，在欧洲、刚果和阿根廷被广泛采用。
第二个原则是通过推行波斯尼亚身份，紧密团结不同宗教派别，但却进展缓慢。
历任执政官纷纷鼓励一种融合了分离主义形式和“新东方主义”
主题的波斯尼亚建筑风格。
最引人注目的是萨拉热窝的新市政大厅，这座建筑仿照格拉纳达摩尔人的阿罕布拉宫殿，采用了雕刻精美的窗饰花纹、马蹄形拱门，以及源自伊斯兰艺术的彩绘玻璃窗图案。
省博物馆的馆长们，也开始为波斯尼亚寻找新的历史身份，他们的追溯结果显示波斯尼亚宗教传统既非天主教，也不是东正教，而是起源于中世纪一种名为波格米勒的异教邪说。
根据这一理论，波斯尼亚的穆斯林地主阶层，全部来自那些信奉伊斯兰教的波格米勒贵族后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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