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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帖经、墨义，则改试大义（帖经专责记诵，大义是要说明义理，可以发抒意见的）。
（三）别立新科明法，以待不能改业的士子。
（四）安石是主张学校养士的，所以整顿太学，立三舍之法，以次递升。
升至上舍生，则可免发解及礼部试，特赐之第。
熙宁贡举法，亦为旧党所反对。
他们的理由是：（一）诗赋声病易晓，策论汗漫难知，因此看卷子难了。
这本不成理由。
诗赋既是无用之学，即使去取公平，又有何益呢？（二）但他们又有如苏轼之说，谓以学问论，经义、策、论，似乎较诗赋为有用。
以实际论，则诗赋与策、论、经义，同为无用。
得人与否，全看君相有无知人之明。
取士之法，如科举等，根本无甚关系，不过不能不有此一法罢了。
这话也是不对的。
科举诚不能皆得人，然立法之意，本不过说这是取士的一法，并没有说有此一法之后，任用时之衡鉴，任用后之考课，都可置诸不论。
况且国家取士之途，别种都是注重经验的；或虽注重学识，而非常行之法；只有学校、科举，是培养、拔擢有学识的人的常法。
有学识的人，固然未必就能办事，然办事需用学识的地方，究竟很多（大概应付人事，单靠学识无用，决定政策等，则全靠学识）。
“人必先知其所事者为何事，然后有欲善其事之心”
，所以学识和道德，亦有相当的关系。
衡鉴之明，固然端赖君相，然君相决不能向全国人中，漫无标准，像淘沙般去觅取。
终必先有一法，就全体之中，取出一部分人来，再于其中施以简择。
此就全体之中取出其一部分人之法，惟有科举是注重学识的，如何能视之过轻？
经义、策、论，固亦不过纸上空谈，然其与做官所需要的学识关系的疏密，岂能视之与诗赋同等？所以旧党的议论，其实是不通的。
然在当时，既成为一种势力，即不能禁其不抬头。
于是至元祐之世，而熙宁之法复废。
熙宁贡举之法虽废，旧法却亦不能回复了。
因为考试是从前读书人的出身之路，所试非其所习，习科举之业的人，是要反对的。
熙宁变法时，反对者之多，其理由实亦在此。
到元祐要回复旧法时，又有一班只习于新法的人，要加以反对了。
于是折衷其间，分进士为诗赋、经义两科。
南宋以后，遂成定制。
连辽、金的制度，也受其影响（金诗赋、经义之外，又有律科。
诗赋、经义称进士，律科称举人。
又有女真进士科，则但试策论，系金世宗所立。
辽、金科目，均须经过乡，府，省三试。
省试由礼部主持，即明清的会试。
元、明、清三代，都只有会试和本省的乡试）。
近代科举之法，起于元而成于明。
元代的科举，分蒙古、色目人和汉人、南人为两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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