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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排放总量并不能客观地反映一国的排放水平，尤其是对于人口总量居世界第一的中国而言，缺乏对发展中国家的公平性。
因此，应将人均碳排放量也纳入评价标准之中，通过联合国提供的相关数据计算，2020年全球人均碳排放水平约为4.35吨，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略有降低。
同时，考虑到各国经济发展水平存在差距，也应以碳排放强度（单位GDP消耗的二氧化碳排放量）作为分析各国经济发展和碳排放之间关系的重要参考指标，图1-1中各国与原点连线的斜率反映了其每单位GDP的二氧化碳排放水平。
综合人均排放量与碳排放强度两项重要指标，目前北欧国家的碳排放强度较低、人均GDP较高，而以美国为代表的北美地区的人均碳排放显著高于其他国家。
欧盟国家人均碳排放高于世界平均水平，且在较长时间以来未有明显改善，在一定程度上呈现出自《巴黎协定》以来气候治理能力上的衰落。
①中国目前人均碳排放量约为7.76吨，碳排放强度约为7.69吨每万美元GDP，虽然中国在人均碳排放上并未与世界平均水平拉开太大差距，也远低于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发达国家，但是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较高碳排放强度反映出经济发展的质量亟须提升，未来将面临更为严峻的碳减排形势，即面对经济增长与环境治理之间的发展中国家特色减排矛盾与困境。
从另一个角度，图1-1还反映了碳排放强度和人均排放量水平与该国制订碳中和计划的时间节点基本契合。
而在达峰与中和的过渡期上，英国、德国等欧洲国家已于20世纪七八十年代实现碳排放达峰，美国也于2007年达峰①，中国以2030年作为碳达峰目标年份以及2060年作为碳中和目标年份，无疑面临着更大的减排压力。
（二）世界各国绿色低碳经济布局共性特征
面对复杂的国际碳中和局势以及全球气候环境问题，各国在2020年前后纷纷抓紧布局本国的绿色发展政策，具体包括设立绿色基金、开展绿色项目优惠、推动能源清洁化和交通电动化、加大生态环境保护和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力度等。
综合分析，具有如下特点：
第一，可持续经济占比持续提高，各国加大投入并扶持绿色产业。
各国碳中和政策布局以向相关企业提供税收优惠和财政支持较为普遍，同时发展国家级的绿色产业基金，以引导绿色融资向绿色产业倾斜。
政府层面的扶持促进了企业主动进行绿色转型，不断提高可持续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占比，并带动绿色就业，借助绿色产业增长提供就业岗位。
各国“碳中和”
政策的推出，其根本目的并不只是控制排放总量与减缓全球气候变化，更重要的是以可持续发展为导向进行产业经济的全面转型与升级。
但是，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后各国绿色复苏的力度依然不足，对于绿色产业的投资尽管有较大增长，但仍没有达到联合国的期望，各国长期复苏计划中只有约3410亿美元（占长期经济复苏支出的18%）的项目支出符合绿色标准①，尤其发展中国家缺乏相应条件，在绿色转型升级、绿色产业投资、绿色技术创新等方面存在难度，疫情后开展绿色复苏占经济复苏支出的比例普遍低于10%，使得对绿色投资的力度从长期来看尚无法充分应对全球气候环境变化带来的影响和损失。
第二，清洁可再生能源成为能源市场主流，国际能源格局开始转变。
可再生能源的全面应用是可持续发展的核心，各国碳中和能源减排战略亦普遍以降低化石能源发电占比、减少煤炭消费为主，不断提高风电、水电、光伏、氢能、生物质能等清洁能源的发电占比，这导致传统的国际石油能源格局逐渐发生转变。
若要在国民经济中尽快摆脱高排放的生产与生活方式，必须同时从能源供给端与消费端入手，逐步实现从化石能源转向清洁可再生能源的过渡和替代。
一方面，在各国绿色复苏政策之中，对清洁能源的投资是疫情后经济复苏与刺激计划中最具效益和安全性的投资之一。
另一方面，清洁能源的发展伴随着新能源汽车产业迎来新增长点，促使英国、日本等国相继宣布燃油车禁售计划，令具备数字化、智能化、新基建、低排放等绿色属性的新能源汽车在各国低碳经济中进一步获得更多的市场发展机遇。
第三，国际绿色金融市场逐渐成熟，绿色融资的重要性不断提升。
尽管各国在绿色金融的概念界定和体系建设等方面存在异同，但运用金融资源支持绿色可持续产业发展和应对全球气候环境变化的重要理念已成为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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