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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美国尽管在军事和金融等方面综合实力较高，但其人均温室气体排放（15.47吨，2020年①）远高于世
界平均水平（4.35吨，2020年），且其在京都时期与哥本哈根时期承诺的气候目标几乎均未完成，甚至一度退出《京都议定书》和《巴黎协定》，但在21世纪20年代全球碳中和共识达成后，美国已意识到气候竞争力的重要性，迅速重回《巴黎协定》并召开气候峰会意图重夺气候话语权②;欧盟人均碳排放（7.95吨，2020年）亦高于世界水平，甚至高于中国（7.69吨，2020年），且21世纪近20年来几乎未曾下降，但欧盟自《巴黎协定》达成以来，气候行动的力度和效果显著加强，为成员国上调减排目标、推行碳边境税（碳关税）、开展绿色债券革命，意图通过低碳减排与气候治理重振欧洲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日益衰落的国际地位。
由此可见，碳中和目标下，各大国均积极把握以低碳资源为基础的大国竞争杠杆，撬动更大范围内的技术升级、资金流动和国际交流。
（三）国际经贸格局与金融博弈规则发生去碳化
生产方式与国力评估标准发生转变后，大国以追求低碳资源优势来提升竞争实力，国际经济贸易格局、金融资产增长潜力、金融资本流向趋势也以“去碳化”
为核心开始改变。
国际经贸格局的去碳化发生在产品进出口和跨境流动的各个方面：
从产品进出口角度，国际贸易产品竞争优势越来越依赖于其去碳化程度，在气候危机的迫切性影响下，应对气候变化的意识和理念带动了国家、企业、个人等主体的绿色消费需求，令其倾向于进口和消费环境影响较小、具备循环可持续利用特征的绿色商品；
从产品认证角度，去碳化带来两大趋势，一是产品环境认证的重要性逐渐提升并不亚于质量认证，二是产品的碳排放水平将成为环境认证的一项重要指标，且标准越来越规范、底线越来越严格；
从跨境流通的角度，以欧盟碳边境税为首的环境类关税直接影响了高排放、高耗能产品的出口成本，颠覆出口商品国家的竞争优势，例如，我国在欧盟碳边境税下出口钢材将额外支付约700元吨的费用，比国内吨钢利润水平高约40%。
①以上各种去碳化趋势带动了国际经贸规则的转变，并逐渐重塑国际经贸的优势格局。
国际金融投资与博弈规则的去碳化则体现在碳中和背景下金融风险和收益的评判规则的转变。
碳中和的时间跨度，使得未来资产的贴现价值在碳中和共识确立后迅速发生转变，在气候目标和碳约束下，企业生产经营项目、金融资产组合配置、金融机构投资活动等隐含的潜在风险和预期收益必须将气候环境因素②，以及因气候问题带来的一系列额外的社会经济影响考虑在内。
金融风险与收益的去碳化进一步带来了国际金融市场的两大转变趋势。
一是资产评估的模式转变：风险与收益的去碳化改变了金融资产组合配置与风险对冲方式，金融机构倾向于提高资产组合中绿色低碳资产的比例，而开展高排放和高污染生产项目的企业则必须考虑持有一定的绿色资产来开展风险对冲；二是国际资本的流向转变：去碳化将成为国际金融资本流向的一个长期趋势，金融机构配置跨境投资的方向将从高碳项目转向低碳项目，且国际金融资本在区域之间的流动将从灰色市场转向绿色市场。
自碳中和目标成为共识后，去碳化趋势涉及贸易、金融、能源等多个领域的行业认定、标准制定、规则约定、市场准入门槛等，而这些领域却缺乏共识，国际分歧较大，并成为国际竞争和博弈的重要战场。
未来在碳中和共识下的相关规则与标准之争，将面临着相当严峻的国际谈判。
对碳排放大国而言，占据先机和话语权，是掌握全球低碳发展领导权的前提与基础。
四、大国博弈带来的国际竞争矛盾与不确定性
历次工业革命分别带动了国内社会关系与国际竞争关系的转变，而在碳中和共识下，第四次产业经济变革下的新规则和新标准再一次改变了大国竞争优势的评判方式以及国际关系的往来准则，甚至激发了新的国际矛盾。
虽然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是21世纪各国高度认可的共同目标，但在责任划分、合作方式、利益分配等方面依然潜在多元化的不确定性，为下一阶段的全球气候治理带来更多的复杂性与曲折性。
（一）经贸去碳格局下的大国竞争与合作：气候责任的分配问题
碳中和共识下的国际竞争侧重于正视碳资源的稀缺性，而气候治理背景下的国际关系和矛盾则侧重于应对气候外部性的成本分配问题，也包含气候责任的划分问题，对于责任归属的博弈和谈判，大国话语权往往又受到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的多重影响。
具备去碳化趋势的国力评估方式和经贸格局的转变，在未来将迅速颠覆现有的国际竞争与合作关系，而碳中和目标亦将左右大国交往格局。
从大国合作关系角度，共同发展和普遍繁荣是全球合作的重要原则，碳中和共识下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属性带动了大范围的国际碳减排与绿色产业经贸合作。
气候合作独立于其他领域的国际竞争已成为包括中美在内大部分国家的一项新共识①，以中、美、欧等为首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占比较大且历史责任较重的国家与地区，正逐渐掌握气候治理举措、低碳减排路径等标准和评价的先声话语权，其在气候议题上的影响力日益提升，带动了中小国家持续关注中美和中欧气候合作动态来制定自身气候行动规划。
而气候治理责任的分配及话语权②争议亦在区域范围内推动发展中国家组建利益共同体，一是表达发展中国家存在的面临应对气候变化的同时不牺牲经济增长的特殊诉求，共同在气候谈判中争取合理权益；二是以互利共赢、风险共担、成果共享为准则开展发展中国家内部气候互助、技术流通、绿色贸易关税便利等，逐步降低对发达国家的资金和技术依赖。
从日渐转变的大国竞争关系角度，大国之间在工业时代资源禀赋和生产规模的竞争，正通过气候目标与碳约束转化为生产效率和环境影响的竞争，在国际经贸去碳化的背景下，去碳化的国际贸易进出口激化了跨国碳转移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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