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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受害者也往往表现出施害者同样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这种结构性的社会病相，这种冲突双方的互相复制和互相强化，是“文革”
重要的奥秘之一，在简单的道德批判中却一直成为盲点。
《芙蓉镇》一类作品在这些方面的肤浅和虚假令人吃惊。
这个作品还表现什么国企员工和其他劳动者，好像国企员工都是党卫军，是极左的，是打压小集体或者个体户的，这完全是一种概念图解，是脱离生活的虚构。
在当时的分配制度下，国企员工与其他劳动者并无利益竞争关系，都是在计划经济的一口锅里吃饭，因此我相信，没有任何地方的“文革”
史料可以支撑《芙蓉镇》这种虚构。
我们在这一类作品中，只能看到不可理喻的“疯狂”
，看不到真实可信的人物行为动机和逻辑，看不到历史悲剧过程中每一个环节的必然性和丰富性。
这是批判“文革”
吗？难道人们需要借助谎言来批判“文革”
？难道说真话的批判不是最有力量的批判？
王尧：当时也有一些人就像鲁迅笔下的“看客”
。
韩少功：这种“看客”
在一九六八年以后越来越多，因为利用“文革”
来改良社会的希望越来越渺茫，“文革”
后期的极权化也越来越严重，而不是像群众在运动初期希望的那样越来越缓解。
这就是有些人持“文革”
三年说的依据之一，因为一九六八年以后，老官僚靠边了，但新权贵也没好到哪里去，于是有限的社会运动消失，群众基本上成了失望与迷惑的“看客”
。
如果认为“文革”
是一次社会运动与高层斗争的结合，那么一九六八年以后实际上只剩下高层斗争。
后来的“批林批孔”
“反击右倾翻案风”
等，群众基础已相当薄弱，只是少数人假社会之名的折腾。
王尧：在后期，运动的激烈程度有缓解，就与群众对运动的失望有关。
在部分党内人士和知识分子那里，开始独立思考，开始重新认识这场还在进行的运动。
红卫兵运动在一九六八年落潮，他们中的不少人思想情绪有反复，这在食指的诗歌中也反映出来。
韩少功：我在《暗示》里写到知青“读书小组”
。
据我所知，当时这样的小组在贵州、山西、北京、广东、广西、河南、陕西等地都有，是较早怀疑和反思“文革”
的一些青年团体，其中很多人后来成为了一九七六年以“天安门事件”
为代表的抗议运动的主体力量之一。
革命的某些内容仍在延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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