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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陈性善传》：“一日帝退朝，独留性善，赐坐，问治天下要道，手书以进。
性善尽所言，悉从之，已，为有司所格。
性善进曰：‘陛下不以臣不肖，猥承顾问，既僭尘圣听，许臣必行，未几辍改，事同反汗，何以信天下？’帝为动容。”
以此证《史窃》之说，其事为必有，且互见帝之虚衷。
惟《史窃》有高皇帝未尝听人一言之语，恐无是理，盖语气轻重间失之耳。
帝仁柔乐善，实为守文令主，但英断不足，所用齐泰、黄子澄固非任当日艰巨之材；即所敬信之方孝孺亦不免迂阔之诮，主张削藩，轻为祸始。
然方以古官制、古宫殿门名日夜讲求，自命制作，其所以应变之道，多不中窾要。
后人特以齐、黄及方皆能死事，正学先生被祸尤酷，百世崇拜其大节，然于事实之得失则不可不知也。
削藩一事，古有明鉴，正学先生以学问名世，何竟不能以古为鉴，避其覆辙！
汉初强宗，与明初同，贾谊痛哭而谈，未见用于文帝，至景帝时，晁错建议削藩，遂有吴、楚七国之变，以师武臣力，仅而克之，天下已被涂炭，且祸本未拔。
至武帝时，用主父偃推恩之策，诸王之国，不削自削。
至强藩尽而又无以制异姓之奸，王莽篡汉，诸侯王无一能与抗者，此为别一义。
果不主削藩，自当权有无强宗之利害；既主削藩，则贾谊之说、主父偃之谋不可废也。
且当时明明有上此策者，帝甫即位，当洪武三十一年，未改建文之号之日，高巍已言之，帝固不省，齐、黄亦不为意，时方孝孺已至，帝方倚以致太平，倘助巍之说，必可见听，亦竟不然，此不能不谓帝之暗，亦诸臣之疏也。
《高巍传》：“惠帝即位，上疏乞归田里。
未几，辽州知州王钦应诏辟巍，巍因赴吏部上书论时政，用事者方议削诸王，独巍与御史韩郁先后请加恩，略曰：‘高皇帝分封诸王，比之古制既皆过当，诸王又率多骄逸不法，违犯朝制，不削朝廷纲纪不立；削之则伤亲亲之恩。
贾谊曰：“欲天下治安，莫如众建诸侯而少其力。”
今盍师其意，勿行晁错削夺之谋，而效主父偃推恩之策，在北诸王子弟分封于南，在南诸王子弟分封于北，如此则藩王之权不削而自削矣。
臣又愿益隆亲亲之礼，岁时伏腊使人馈问，贤者下诏褒赏之；骄逸不法者，初犯容之，再犯赦之，三犯不改，则告太庙废处之，岂有不顺服者哉？’书奏，上颔之。”
颔之者，不置可否耳。
观其削夺日亟，则帝与用事诸臣成见已定，良言不能入也。
巍言在洪武三十一年十月，削藩事甫动，亟用其言，朝廷与诸王尚未尽成隙，既隆其礼，又推以分封之恩，违言何自而起？乃数月之间削夺四起，又不敢遽动燕藩，反放遣其三子归国，以释其称兵顾忌之私，此亦谬矣。
韩郁疏专言削夺之非，与巍意不同，不录。
燕师既起，命将北征，濒行戒之曰：“昔萧绎举兵入京，而令其下曰：‘一门之内，自极兵威，不祥之甚。
’今尔将士与燕王对垒，务体此意，毋使朕有杀叔父名。”
以故燕兵败时，成祖以身为殿，遇急则以身为诸叛将之盾，官军相顾愕眙，不敢发一矢，论者以此为帝之仁柔取败。
此尚不足责，仁人之言，于理为长，不当以成败论。
独惜其既不欲伤恩，何不并善处于未削夺之先而使削夺之事亦无所用之也。
后燕既篡，帝之诸弟无一得免，少子文圭甫二岁，幽之凤阳，至三世以后，英宗朝方出之，年五十七，尚不能辨牛马，此则所谓“一门之内，自极兵威”
，成祖实行之矣。
《南史》原作“六门之内”
。
《通鉴》注：台城六门：大司马、万春、东华、西华、太阳、承明六门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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