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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我辗转秦岭、来到巴蜀,好不容易来到重庆,只求谋生,别无他事。
可我刚到重庆,还没有找到事做,就被你们抓住了……”
文强被捕后,郑佑之马上就通过“良心会”
得到了情报。
他就主动设法营救文强出狱。
郑佑之首先通过党的联络员,通知打入敌营的余宏文、周荣芳、薛彦夫等人,请他们想尽一切办法,尽快营救文强出狱。
余宏文他们接到指令后,当即秘密展开营救行动计划。
特务经过几轮审问,也没有从文强的嘴里问出一点有价值的情报。
于是敌特就觉得从文的身上挤不出多少油水,便放松了对文的审讯,把他转到巴县大监关押。
21军“特委会”
侦缉队的特务们,哪能想到在他们内部,此时已经有人在为营救文强出狱进行着精心的准备。
当文强还被关押在“特委会”
的禁闭室候审时,郑佑之就用苦心、冒万难、顶万险,想方设法营救文强。
在当时险恶情况下,郑佑之既不可能与文强会面,也不可能通信,只能通过一些秘密渠道,巧妙传递纸片。
一天晚上,有人为文强送饭时,在馒头里包了一张纸条,当文嚼到纸条时偷偷地打开一看:“与敌周旋拖延时间,配合组织营救。”
文强一看纸条上的字迹,认出是郑佑之写的。
于是,他在后来的受审时,一口咬定“我已脱离共党一年多了,这次是来重庆谋生的。
文强被送到巴县大监,关押在一间紧靠山岩边的牢房里。
因为特务未从文口中捞到有什么价值的情报,监狱也就没有特别地对他进行“照顾”
了,监警也把文作为一个普通犯人来监理。
文强在监狱的一个多月时间里,据他1983年刊登在《宜宾县党史资料》上的《我对郑佑之先烈无限悼念中的回忆》文章中写道:“郑佑之为了营救我出狱,曾四次为我传递纸条”
——
第一次的笔迹接触。
我被捕后(是遇叛徒沈天泽的出卖)押解到特委会待审前,将我关押在一间斗室中,小窗外雨声沥沥,室内灯光暗淡。
忽见窗外有一人影,正注视间,从窗隙中塞进一纸片,上书“出卖叛徒沈天泽”
。
我将纸片嚼碎吞下,引以为慰,判断佑之联系上了,纸片上的字迹,出自他沉厚的笔迹。
但又默思,不识沈天泽为何许人(后经查明,是我1926年追随朱德同志入川,于万县第二十军军事政治学校第一大队受训的学生,当年我是这个大队的大队长)。
第二次的笔迹接触。
我被第二次提审前,一青年壮汉来我关押室内借检查为名,在室内巡视一周,对外张望,转身递给我一纸团,未言其他就离去。
展开纸团,上书“只知自边区而来,不知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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