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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致是一九二七年至二八年之间，刘湘是国民革命军二十一军军长，派其军法处长李根固，隶属该军部之下，设立了专为反共的阴谋机构，名之曰第二十一军重庆特别委员会（简称为特委会）。
当这一阴谋机构的出现不久，李鸣珂同志即由党中央奉命入川，担任过省军委书记的职务。
他曾派遣李觉民同志制裁过裁并一案的发生（裁并是黄埔学生中反共最有力的凶徒，是经蒋介石指派为二十一军政训处长，实际上是怀着反共的阴谋，要他于入川后在重庆制造类似“三三一屠杀惨案的行动。
鸣珂得报，便先发制人的将其制裁了）。
当然，在当时激于义愤而采取的制裁暗杀手段是出乎不得已的，据说党中央很快就纠正了报复性的偏差，但是刘湘的特委会变本加厉，在刽子手李固根的阴谋策划下，凡蒋介石在京沪各地区所采取残忍反共屠杀镇压的手段，有过之而无不及。
简单地说来，自从鸣珂同志牺牲后，李觉民离开军委后，对付特委会的反间斗争的任务，则全部落在佑之的肩上，我是从鸣珂、敦琬长期在省军委工作接触过程中才了解这一情况的。
一九三〇年冬，我负责省军委书记时，周敦琬仍然以省委秘书长的身份，与佑之建立了经常的关系，他习惯的将联系的情况向程子健同志汇报处理，我的事很忙，也不了解以往的组织历史的关系，也认为佑之是绝对可靠的同志，也就不必多所过问。
平日从敦琬的谈话中，了解佑之所领导的特殊任务，总共只有五六人，我记得姓名的，除佑之以外，还有余国桢（余宏文）、薛彦夫两同志。
总共五六人中，其中有两人有横的关系，基本上是采取单线的领导。
以上听说的，是我在省军委及川东特委负责期中，所能提供的参考资料。
以下要写到的是有关我被捕后，佑之用尽苦心，冒万难万险来营救我的接触事实。
我在当时险恶情况下，既不可能会到面，也不可能通信，而是通过一些我听感触的动向，特别是通过他巧妙传递的纸片纸团，来决定我脱险行动。
由于我深深信服于他的为人，也知他与敦琬在组织上的同志关系，同时我也很熟悉于他的笔迹，这就肯定了他是我救命的恩人。
我要较详写到的是被捕后的一个多月中，记忆中有过四次如上述的接触：
第一次的笔迹接触，是我被捕后（是遇叛徒沈天泽的出卖）押解到特委会待审前，将我关押在一间斗室中，小窗外雨声沥沥，室内灯光暗淡，忽见窗外有一人影，正注视间，从窗隙中塞进一纸片，上书“出卖叛徒沈天泽”
。
我将纸片嚼碎吞下，引以为慰，判断佑之联系上了，纸片上的字迹，出自他沉厚的笔迹。
但又默思，不识沈天泽为何许人？（后经查明，是我一九二六年追随朱德同志入川，于万县第二十军军事政治学校第一大队受训的学生，当年我是这个大队的大队长。
）
第二次的笔迹接触。
是我第二次提审前，一青年壮汉来我关押室内借检查为名，在室内巡视一周，对外张望，转身递给我一纸团，未言其他，即退出。
展开纸团，上书“只知自边区而来，不知其他。”
我知是佑之笔迹，将纸团抛入口中嚼得粉碎吞下。
也就体会到叛徒并不知道我居重庆的实状，是提醒我再审时作好准备、我心泰然，对党组织及佑之营救无量的感激！
第三次的笔迹接触。
是被关押在巴县县政府监狱约一月中，叛徒宋毓萍忽然来狱中与我谈话，威胁利诱，花言巧语，大意是所谓奉劝我留着有用的生命，不要自寻死路，刘愿庵、穆青、李鸣珂、牛大鸣、邹进贤等都一网打尽死了，省委已瓦解了，要我放明白些……还说到军法处长李根固要见我。
一切不咎既往，对你有所借重之处……他啰啰唆唆还谈了许多，我一心想到党对我的营救，我必郑重其事，多找脱逃的机会，我用不着对来者批驳，凡事一笑置之。
我听了他单方面的说辞之后，我更了解叛徒们并不知我在渝的活动情况，证实佑之传递来的纸团所告属实，也就有了对付他的把握。
好在宋毓萍片面之词谈完后，即要看管的头头开门将我带出，趾高气扬地说是李根固处长有请，在一群叛徒特务的包围之下，步行到了他们的巢穴特委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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