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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库纳科萨之役中，小居鲁士阵亡，其后希腊雇佣军原来的首领也被波斯国王阿尔塔薛西斯的军队诱杀。
在此紧急关头，色诺芬被推举为临时领袖之一，率领这支万余人的远征军在波斯军队的围追堵截下从两河流域北部取道美索不达米亚、亚美尼亚，翻越高加索山，历尽艰辛，于公元前400年抵达黑海南岸，最后撤回到小亚细亚的希腊殖民地。
公元前399年，色诺芬离开这支军队，同年，雅典宣布了对他的放逐令。
公元前396年，斯巴达国王阿哥西劳斯率军在小亚细亚对波斯作战，色诺芬投身于阿哥西劳斯麾下。
公元前394年，色诺芬随阿哥西劳斯回到斯巴达，斯巴达政府在奥林匹亚附近的斯奇卢斯（Scillus）赏赐他一处居所和一块土地，还把一些战俘送给他做奴隶。
色诺芬在此处潜心著述，一直生活了二十余年。
公元前377年，斯巴达与底比斯开战，斯奇卢斯重归伊利斯人之手，色诺芬逃亡到科林斯。
公元前369年，雅典解除了对色诺芬的放逐令，他把两个儿子送回雅典，并在雅典骑兵中服役，但他自己则一直在科林斯终老。
图7.5色诺芬头像
色诺芬阅历丰富，知识渊博，且勤于著述，是古希腊的多产作家之一。
他著有《希腊史》《长征记》《回忆苏格拉底》《苏格拉底的辩护》《拉西第梦的政制》《阿哥西劳斯传》《居鲁士的教育》《经济论》《雅典的收入》等，其内容涉及历史、哲学、政治、经济、军事诸多方面。
《希腊史》和《长征记》是色诺芬的两部代表性史著。
色诺芬撰写《希腊史》意在补续修昔底德的未竟之作，其叙事始于公元前411年，止于公元前362年的曼提尼亚战役。
全书共7卷，前两卷叙述了伯罗奔尼撒战争末期（公元前411—前403年）史事，首卷开篇第一句话即与修昔底德止笔处相衔接，在写作风格上也与修氏《伯战史》相一致，如按照年和季顺序撰写史事，大量援引演说词，很少提及天命神意等。
第3卷记载了斯巴达与波斯在小亚细亚地区的战事。
第4卷至第7卷的叙述主要围绕斯巴达及其国王阿哥西劳斯的事迹展开。
与前两卷相比，后5卷在叙事风格上也有明显不同，不仅脱离了修昔底德严格按照年和季的记事顺序，而且关于占卜、神谕的记载大大增多，并屡屡把很多事件的发生原因和发展结果归结为天命神意[58]。
不过，色诺芬是那个时代的见证者，亲眼目睹了许多重要事件的发生和发展，甚至许多史事都是他亲身所经历的，因此他的记载基本上是真实可信的。
公元前5世纪末至前4世纪中期的许多希腊史事主要有赖于色诺芬的这部著作而流传下来，为后人研究这段历史提供了极其重要的文献资料。
《长征记》是色诺芬最负盛名、流传最广的一部著作[59]。
全书共分7卷，按时间顺序记载了色诺芬早年参加波斯王子小居鲁士征召的希腊雇佣军并率部由波斯返回希腊的亲身经历，因此是一部回忆录性质的作品。
书中记录了当时波斯帝国的许多真实情况，细致描述了希腊雇佣军所途经的广大区域内的地理风貌和当地居民的风俗人情、经济生活，具有重要的文献参考价值。
此书还是一部不可多得的古代军事教科书，包含了丰富的战略战术思想，体现了色诺芬本人在战略战术、军队建设、作战指挥等方面的卓越军事才华，并对后世西方战争及军事理论产生了深远影响。
据阿里安的记载，马其顿王亚历山大在与波斯帝国会战前，就利用此书作战前动员，以鼓舞士气[60]。
色诺芬极富文采，这在《长征记》中表现得尤为突出。
此书叙事简洁流畅、自然生动，颇具感染力，读来令人有身临其境之感，一直被后人视为古希腊散文写作的典范，至今仍是学习古希腊文的范本之一。
色诺芬也因此赢得了“阿提卡蜜蜂”
的美誉。
在史书编纂体例方面，特别是对于传记体史书的创立，色诺芬也作出了开创性的贡献。
他在《希腊史》中就非常注意集中叙述历史人物的活动，而其《阿哥西劳斯传》则是公元前4世纪古希腊传记体史著的代表作。
《阿哥西劳斯传》是色诺芬为斯巴达国王阿哥西劳斯所作的传记。
由于阿哥西劳斯对色诺芬有知遇之恩，又是他的保护人，因此色诺芬在此书中对其多溢美之词，把阿哥西劳斯描绘成拥有公正、自制、理性、智慧、勇敢、文雅等诸多美德和品质的完美英雄。
尽管色诺芬为传主歌功颂德有损此书的史料价值，但毕竟保留了有关斯巴达社会历史的一些珍贵材料；更为重要的是，此书与古希腊著名修辞学家伊索克拉底（公元前436—前338年）的《艾瓦格拉斯传》一起开创了西方史学编纂中的传记体体例。
后来，古希腊的史学家们开始逐步把传记作为史学著作的一种形式，认识到叙述历史人物事迹的重要性，最后终于达到了普鲁塔克《希腊罗马名人传》那样的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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