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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王的出逃充分显示出这种政策的虚浮。
Ⅱ.大革命与欧洲
在1791年当中，国内的动乱加上在国外的困难使国民制宪议会的处境越加艰难。
新生的法国与旧制度的欧洲针锋相对，正如封建贵族阶级与资本家阶级、君主专制与自由政府之间的对立一样。
各国之间的敌对有时会转移它们对法国事务的注意力。
流亡者和路易十六求助外国恢复其专制权力和社会优势地位，这便使冲突不可避免。
1.革命的传播与贵族的反动
各国的君主从一开始便对革命思想的宣传和扩张力深感不安。
大革命的一系列事件和1789年原则本身就具有足以发动各国人民和动摇各君主专制权力的影响力。
在法国发生的事件激发了世界各地的极大好奇心。
外国人纷纷涌向巴黎，成为名副其实的“向自由朝拜者”
。
他们中有美因兹的乔治·福斯泰尔、英国诗人沃兹沃恩、俄国作家卡拉姆津等等。
他们参与政治斗争，出入俱乐部，成为大革命思想的积极宣传者。
他们中最狂热的应属来自萨瓦、布拉邦特、瑞士、莱茵地区的政治难民。
从1790年起，瑞士难民，尤其是日内瓦人和纳夏泰尔人便组成了“海尔维第[1]俱乐部”
。
在法国之外，启蒙思想在资产阶级和贵族中的传播发展，使德意志和英国对大革命的影响尤为敏感。
在德意志，教授和作家们兴高采烈，例如在美因兹大学图书馆任管理员的福斯特，汉堡的诗人克洛普施托克、普鲁士的哲学家康德和菲希特。
在杜炳根，大学生们种植了一棵自由树。
这一运动还超出了知识分子的小圈子，扩展到资产阶级和农民中间。
在莱茵河地区的伯爵领地，农民们拒不缴纳领主捐税；在萨克森的梅桑爆发了农民骚乱；汉堡的资产阶级在1790年7月14日举行了庆祝活动。
这一天，参加者们身佩三色绶带，女孩合唱团讴歌自由的诞生，克洛普施托克还朗诵了他的颂歌《是他们而不是我们》：
啊，高卢的自由，
我纵有千万张歌喉，
也难以将你赞颂：
我的声音是那样的微弱，
啊，神奇的自由，
她无所不能……
在英国，辉格党的首领之一福克斯、奴隶制的反对者威尔伯福斯、哲学家边沁和化学家普里斯特莱都公开声明自己赞同大革命。
英国的统治阶级在大革命初期曾持赞许态度。
但是，随着革命事态的急剧演变，它的态度逐渐冷淡下来。
只有激进派和异端分子坚持同情大革命，要求在本国实行改革。
1790年在曼彻斯特建立了一个“宪法社”
；在1791年，“伦敦推动宪法情报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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